精神分析视角下“二律背反”的人性善恶观
2022年05月19日 10: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19日总第2409期 作者:王礼军

  自古以来,人性便是充满困惑与争议、仁智各见却又难以尽言的永恒主题与基础性议题,在哲学、人类学、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被视为“哲学人类学的重要核心”和“伦理学视野中人的问题的关键与核心”。其中,人性的善恶本质是历代文人学者关于人性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作为西方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精神分析学从本能和无意识理论出发,在其对人的内心生活的纵深理解与阐释中透露对人性的看法,打开了通往人性深处的大门,开创了探究人性的新路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及其后继者对人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讨论,且精神分析理论建构的基石便是关于人的善恶本性的态度。纵观具有百余年发展历程的精神分析学,其关于人性的看法包括“性恶论”“性善论”“人性非善非恶论”以及“人性既善既恶论”。这些“二律背反”式的观点论证了人性的双重性,既从辩证的角度深化了对人性的认识,推进了苏格拉底遗留下的“认识你自己”这一人生终极目标的实现,还决定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理论、模式、技术和目标等。

  “性恶论”主张

  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古典精神分析学家持“性恶论”主张。弗洛伊德关于人性的看法主要表现在其对无意识学说的描述中。在他看来,个体的“精神实质”是无意识的,人的思想与行为是由无意识决定的。人性的最根本内容是无意识中的本能,其中包括各种原始欲望和冲动。因此,人性即人的本能。“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基本本能,基本本能存在于任何人身上,其目的是满足某些基本需要”。他进一步指出,人具有生本能与死本能两种本能,前者的目标是追求欲望满足和本能需要以维持和延续生命,后者的目的是中断和结束生命以返回至原始的无机物状态。死本能具有向内投射和向外投射两种形式,向内表现为自虐、自残、自杀等,向外表现为攻击、破坏、伤害、侵略等。

  可见,弗洛伊德关于人性的基本态度具有明显的消极悲观与生物还原论的倾向。他通过强调欲望的满足以及死本能的攻击性和破坏性而赋予人性恶的特征,映射出一种“性恶论”的观点,亦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人性观。这一观点甚至得到客体关系学派的创建者克莱因(Melanie Klein)的认可,后者发展、革新了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理论,主张婴儿生来具有攻击性的潜意识幻想,并将人性视为对焦虑的对抗。“每个人都在与对毁灭的深深恐惧(偏执性焦虑)和彻底的抛弃(抑郁性焦虑)作斗争。”克莱因认为婴儿生来具有一个原始自我,其精神世界充满各种不同的幻想与愿望,其中包括对母亲的攻击,如吞并、噬咬母亲的乳房等。这将精神分析学的“性恶论”推向顶峰。

  “性善论”主张

  以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和巴林特(Michael Balint)为代表的客体关系独立学派精神分析学家持“性善论”主张。独立学派重视客体关系尤其是早期的母婴关系在个体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对人性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温尼科特认为婴儿生来就具有社会性,人性在本质上是和谐且充满情感的,即使是冲突、攻击性等对个体的成长也具有积极价值。如冲突是成长的必要条件,攻击性是创造性的先导。这无疑是一种“性善论”的观点,温尼科特也因此开创了精神分析的积极人性观。

  巴林特认为,婴儿生来具有一种“原始客体爱”(primary object-love),它起源于胎儿在母亲腹中的未分化的环境,是婴儿出生后与外部世界最原始的客体关系。在原始客体爱的早期关系中,婴儿与母亲处于一种彼此依赖、互相索取、相互满足的和谐统一状态,而人类的终极目标便是建立与客体和环境和谐关系。与客体和环境保持和谐的关系,不仅是正常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心理疾病患者的原始需要。他指出,精神分析治疗的成功取决于分析师与患者建立一种类似于原始客体关系的和谐治疗关系。可见,巴林特在其客体关系发展理论和治疗观尤其是关于医患关系的论述中透露出积极的人性思想。

  “人性非善非恶论”主张

  以弗洛姆(Erich Fromm)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学派精神分析学家持“人性非善非恶论”主张。弗洛姆认为,人性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善或恶的特殊实体,因为个体是处于不断生成与变化中的,人性是根植于人类生存困境中的生存矛盾。“人的本性或本质像善或恶那样不是一种特有的实体,只是一种矛盾状态,它根植于人类生存的特定条件。”他指出,人既非善的,也非恶的,人性无所谓先天的善与恶,但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和能力。在他看来,一方面,人性是复杂的,既有感性(如欲望、冲动、本能等)也有理性(如理想、理智和自我意识等)的面向;另一方面,人性是矛盾的,每一个体都有善与恶两种潜能,这两种潜能是人性现实化的结果,但两者并非并列对立的,前者先于后者,后者只有在前者不能正常发挥时才会显现。

  可见,弗洛姆并没有明确区分人性的善与恶,而是将对人性的认识视为认识善与恶的基础,对人性的认识亦即对道德的认识。他进一步指出,人性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外在的适应性两种核心特征,前者是道德规范和精神健康的基础,后者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根基。就这一思维层面而言,弗洛姆超越了绝对主义的先验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两种对立的人性观,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消减了人性的“二律背反”属性。

  “人性既善既恶论”主张

  以罗洛·梅(Rollo May)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持“人性既善既恶论”主张。罗洛·梅融合精神分析、现象学、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观点对人性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主要体现在其对生命动力的论述中。他指出,人包括善与恶两种同时存在且相互作用的潜能,人是具有一定结构的潜能束,且生来具有一种肯定、确证、维持和发展自身的欲望或内部动力,即所谓的原始生命力(the diamonic)。原始生命力是人的存在现实(existential reality),它包括两种对立的倾向,分别是创造性与建设性(如性和爱)和毁灭性(如愤怒和攻击),个体在后天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与恶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可见,他对人性持一种“既善既恶”或“善恶并存”的观点,即一种辩证的人性观。

  争论不仅不会导致事物的灭亡,反而会促进事物的发展。每一种对人性的看法和争议都为我们构建科学、理性、丰满的人性思想体系有所增益。精神分析内部关于人性的不同阐释与争论虽不能确定明确的人性规定,难以彻底解开“斯芬克斯之谜”,但却映射出自古以来围绕于感性与理性、遗传与环境、二元对立和一元统一等的矛盾关系,帮助人类在“正确认识自己”这一目标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人指出,当代精神分析的学者已不再热衷于人性这一概念。然而,即便精神分析的理论遭受各种批判,其人性观也难逃被批判与诘难的命运。但精神分析学派从不同侧面关于人性的“二律背反”式的态度和解读为我们认识、理解人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有助于拨开、驱散、消解和澄清盘旋在“人性是什么”这一人性本质上端的云雾。

  人性理论不仅为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提供理论基础,还是精神分析学乃至整个心理学说和人类学说的理论前提,更是关乎人类的幸福和命运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人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性善与性恶是对人性的评价而非人性本身,因而“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执并无意义;但对人性问题的重识和阐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祛魅’过程”。毋庸置疑,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应辩证地予以对待。对人性问题的探讨应考虑其所蕴含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一方面,不同的时代背景会孕育不同的人性观,每一时代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不尽相同,对人性的认识和判断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每一时代都应建构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人性观”。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对于人性的看法各不相同,每一个民族应构建一个符合本民族文化特点的人性观。当然,不同时代和民族的人性观应交流互通,在认识人类的终极道路上共同努力。只有洞悉人性,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他人、理解社会,才能解释人类百态行为的形成机制和根源,才能更好地营造和谐社会。

  (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精准心理帮扶之基:‘第三浪潮’心理治疗方法体系建构与应用研究”(SK2021ZD00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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