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猪纹方钵 作者/供图

　　1977年冬，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一件编号为T243④：235的陶钵。这件陶钵形体硕大，口大底小；平面为椭圆形，深腹，平底，通体呈黑灰色；外壁两侧各刻一个形象逼真的“猪形图像”，在“猪形图像”的腰间，还特意标出了圆形的星饰。该陶器口长21.7厘米、宽17厘米，底长17.5厘米、宽13.5厘米，高11.7厘米。考古发掘报告将这件陶器命名为“猪纹方钵”，它的年代属河姆渡遗址第四期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

　　这一陶钵腹部的“猪形图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因为陶钵本是盛水祭天的礼器，而“猪”的习性与陶钵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所以这一“猪形图像”可以作为陶钵的象征。同时，陶钵的形状颇似“斗”形，而“猪形图像”腰间的“圆形星饰”，正指祈雨时祭典的北斗星神。因此，这件陶钵上的“猪形图像”应是象征陶钵名义和用途的“物象文字”。这种物象文字既是人神沟通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

　　陶钵名称与“猪形图像”的寓意

　　2002年10月，笔者赴浙江参加学术会议，顺便到浙江省博物馆参观考察时，看到这件陶钵陈列在“浙江七千年”的展室里。该器的简介说：“这是一只鬃毛倒竖的野猪，身上填满雨丝、水滴和植物纹。猪为水畜，此钵很可能是一件用于稻作祈雨巫术仪式的祭器。”冯时认为，这种“绘刻猪形图像”的器皿，应该“就是当年祭天的礼器”。这些推测都是颇有见地的。但是，陶钵为什么“就是当年祭天的礼器”？这幅“猪形图像”的含义是什么？仍存在需要说明的关键问题。

　　我国自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到秦汉时期的器物上，常见有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和文字。它们分布广泛、数量巨大、时间长久、时代连贯、一脉相承，成为中国文字起源和发展史上的一种独特现象。那么，这些“刻画符号”和文字的含义是什么？

　　据《荀子·解蔽》记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杨倞注：“仓颉，黄帝史官。”《吕氏春秋·君守》载：“仓颉作书。”《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者，物象之本。”这说明“物象”就是客观事物的象征。文字以物象为本原，就是对其载体名义和用途的具体反映。因此，我国远古器物上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和文字的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可称为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陶钵两侧刻绘的“猪形图像”，也当是象征陶钵名义和用途的物象文字。

　　“钵”字不见于《说文解字》，属后起的字。钵，同盋，本属盂类器皿。《广韵·末韵》说：“钵，亦作盋。”《说文新附·皿部》说：“盋，食器也，盂属，从皿，犮声。盋，或从金、从本。”《汉书·东方朔传》颜师古注：“盂，食器也，若盋而大，今之所谓盋盂也。”因此，这件陶钵当名之为陶盂。

　　猪、盂古音同在鱼部，音近义通。陶盂本是盛置饮食的器皿。《说文·皿部》说：“盂，饭器也。从皿，亏声。”盂，同杅。李贤《后汉书·崔骃传》注：“杅，亦盂也。”李善《文选·答客难》注：“盂与杅同。”可以为证。郑玄《礼记·玉藻》注：“杅，浴器也。”这说明“杅”可作为洗浴用的木盆。洛阳出土的春秋齐侯铜盂，口径70.3厘米、高43.5厘米，状如大盆，当为洗浴用的器皿。可见，盂本是盛置饭食和盛水的器皿。

　　猪，通作都。《尚书·禹贡》：“大野既猪。”《史记·夏本纪》作“大野既都”。郑玄《周礼·夏官·职方氏》注：“《禹贡》曰：‘荥播既都’。”《经典释文》曰：“都，本或作猪。”孙星衍《尚书·禹贡》注疏：“猪、都，俱声相近，古假借用之。”可以为证。“猪”“於”义通。《尔雅·释诂上》说：“都，於也。”孔安国《尚书·尧典》注：“都，於。叹美之辞。”是其佐证。於，同于。郑玄《仪礼·士昏礼记》注：“今文於为于。”《助字辩略》卷一说：“於，同于。”于，通作杅。杨倞《荀子·儒效》注：“杅杅即于于也。”杅，同盂。这说明“猪”与陶盂的名义是相通的。

　　猪的天性与陶盂的用途相符合。猪，亦名彘、豕。《说文·彑部》说：“彘，豕也。”《礼记·月令》：孟冬“食黍与彘”。郑玄注：“彘，水畜也。”高诱《吕氏春秋·孟冬》注：“彘，水属也。”水聚名曰猪。《尚书·禹贡》：“大野既猪。”蔡沈集传：“水蓄而复流者谓之猪。”《礼记·檀弓下》载：“洿其宫而猪焉。”孔颖达疏：“猪是水聚之名也。”这说明猪是善水的动物。

　　猪也是知道天时变化的牲畜。《大戴礼记·易本命》载：“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卢辩注：“豕知时。”这是说猪知道天时的变化。《诗·小雅·渐渐之石》载：“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毛传：“豕，猪。蹢，蹄也。将久雨，则豕进涉水波。毕，噣也。月离阴星则雨。”朱熹注：“毕，星名。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这是说人们白天看到一群猪跑到水塘里，晚间看到月亮靠近毕星，就知道快要下滂沱大雨了。可见，猪乃是知道天时变化的神兽。

　　陶盂与雩祭的名义相通。《左传·僖公十一年》：诸侯“会于盂”。《谷梁传》作：“会于雩。”洪亮吉诂：“盂、雩音同，古字亦通。”可以为证。《说文·雨部》：“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从雨，亏声。”《尔雅·释训》说：“舞，雩也。”郭璞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请雨。”《左传·桓公五年》：“龙见而雩。”孔颖达疏引郑玄《礼注》：“雩之言吁也，言于嗟哭泣以求雨也。”《左传·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杜预注：“雩，夏祭，所以祈甘雨。”《公羊传·桓公五年》载：“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雩，旱请雨祭名。……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后汉书·仲长统传》：“讽于舞雩之下。”李贤注：“雩，旱祭之名也。为坛而儛其上，以祈雨也。”古人每逢夏季旱灾时，常将陶盂盛满水，放在祭坛前进行焚柴祭天祈雨。这说明陶盂当是远古先民进行“祈雨巫术仪式”时使用的“祭器”。

　　由此可见，猪的名称和习性都与陶盂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因而可以作为陶盂的象征。这就是河姆渡先民在陶盂腹部两侧刻画“猪形图像”的根本原因。

　　陶钵“猪形图像”与北斗星神

　　中国天文学上常见用动物作为星宿名称的习惯，如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便是其例。这件“猪形图像”腰间刻画的“圆形星饰”，应指祈雨巫术祭典的星宿神灵。那么，这个“猪形图像”象征什么星宿呢？也就是说，我国远古先民祈雨时祭典的是什么星宿？澄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星宿崇拜具有重要意义。

　　《楚辞·天问》：“封狶是射。”王逸注：“封狶，神兽也。”《淮南子·天文训》说：“封豨修蛇。”高诱注：“封豨，大豕也。楚人谓豕为豨也。”这说明“封豕”“封豨”，都是大猪的名称。《周易·说卦传》载：“坎为豕。”又说：“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新书·胎教》说：“彘者，北方之牲也。”《说文·水部》：“水，准也，北方之行。”《汉书·五行志上》说：“水，北方，终臧万物者也。”可见，在我国古代的五行观念里，猪是主管北方的神兽。

　　我国古代天文学中，与猪相关联的星宿主要有三座——奎星、辰星和北斗星。下面，笔者逐一分析“猪形图像”与三者的关系。

　　一、“猪形图像”是否与奎星相关联。奎星是主管沟渎的星宿。《史记·天官书》载：“奎曰封豕，为沟渎。”《正义》说：“奎，天之府库，一曰天豕，一曰封豕，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这是把“大豕”作为奎星的象征。因为“奎”属西南方的大星，与猪为“北方之牲”的方位不相符合。故陶钵上的“猪形图像”指奎星的可能性不大。

　　二、“猪形图像”是否与辰星相关联。辰星是主管北方的“太阴之精”。《史记·天官书》载：“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索隐》案：“《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纪，故辰星理四时’。宋均曰‘辰星正四时之位，得与北辰同名也’。”“辰星”即水星。这说明“猪”与辰星的属性及方位相合。然而，辰星却与陶钵的“斗”形形体明显有异。

　　三、“猪形图像”与北斗星的密切关联。陶钵的形状为“口大底小。平面为椭圆形，深腹，平底”，颇像“斗”形。冯时依据《初学记》卷二九引《春秋说题辞》：“斗星时散精为彘，四月生，应天理”等文献，认为这件陶钵上的猪形图像“乃是北斗的化身”。这应是正确可信的判断。

　　北斗星“居天之中”，曾被视为“天枢”。《吕氏春秋·有始览》载：“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史记·天官书》载：“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尚书纬》说：“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开元占经》说：“斗者，天枢也。”这是说北斗“居天之中”，“运于中央，临制四乡”，而被视为“天枢”。

　　北极星本是“天之枢”。《尔雅·释天》说：“北极谓之北辰。”《左传·昭公十七年》：“北辰亦为大辰。”何休注：“北辰，北极，天之中也，常居其所。”《论语·为政》说：“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共之。”朱熹集注：“北辰，北极，天之枢也。”王逸《楚辞·九歌·远游》注：“北辰，北极星也。”这是说北极星是天体的中心枢纽，群星都围绕在它的周围旋转。《史记·天官书》载：“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索隐》引《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因“北极星”处于天体的中枢地位，故亦名为“天极星”。

　　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大都把“北辰”视为“天之枢”。因为在远古时代，北斗星位于北天球的恒显圈内，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围绕北辰（北极星）旋转，具有观象定时的基本功能。

　　综上所述，陶钵是盛水祭天的礼器。因为猪的习性与陶钵的名称和用途相符合，所以“猪形图像”可以作为钵的象征。同时，陶钵的形状颇似“斗”形，而“猪形图像”腰间刻画的“圆形星饰”，正指祈雨时祭典的北斗星神。也就是说，这件陶钵上的“猪形图像”应属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的范畴。它既是人神沟通的媒介，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因而具有浓厚的宗教意义。由此可见，河姆渡文化陶钵“猪形图像”寓意的澄清，对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系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