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尊（self-esteem）是指个体对于自我的总体评价。自从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于1890年在《心理学原理》中提出至今，自尊一直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的经典核心概念之一。很多研究发现，“高自尊”具有重要的心理功能，它可让个体拥有更高的成就、更好的健康，以及更多的心理幸福感。但也有跨文化研究结果主张，中国人的自尊水平不如北美人高。

　　对此，中国本土心理学家指出，中国人的自尊并不比美国人低，只是文化差异会对自尊的根源和表达产生影响，已有的根植于西方文化的自尊理论与测量难以揭示中国人自尊的内涵与机制。为了寻找对理解中国人自尊功能更有意义的尺度和标准，我们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特点，基于本土化自我理论，针对中国人自尊的功能和类型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旨在从贴近中国人心理生活特点的角度，首先提出一个全新的本土化自尊理论，随后寻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想型自尊，最终助力中国人自尊提升，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自我建构：理解自尊的基础

　　因为自尊的定义围绕自我评价展开，所以对于自尊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如何定义自我。换言之，不同自尊理论间的差别源自它们侧重于强调自我建构的不同方面。比如，皮兹钦斯基（Pyszczynski）等人提出的恐惧管理理论、利里（Leary）等人提出的社交计量器理论、克罗克（Crocker）等人主张的集体自尊概念，便是分别尝试从个体、关系以及集体的视角针对自尊的类型、内涵与功能进行不同的解读。然而，个体的自我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单独基于个体、关系或集体的视角难以解释三种自我表征形式如何相互作用，进而塑造与影响个体的自尊。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的自尊理论多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观点之上，鲜有辩证地看待自我、他人乃至集体间的关系，从而严重忽视了同时兼顾自我独特、人际归属、团体融入对于维持个体自尊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深入探讨中国人自我的内涵及其对中国人自尊构成的影响，发掘出对理解中国人自尊有意义的尺度和标准。

　　身份调和器理论：整合视角下的本土化自尊理论

　　马库斯（Markus）和北山（Kitayama）提出，东亚人拥有互依的自我建构（强调个人和他人间的关联性和互依性），而北美人拥有独立的自我建构（强调个人的分离和独立）。然而，本土心理学家不建议采用简单的跨文化比较歪曲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对于中国人来说，自我与他人间的界限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具有弹性且可变的，甚至可被看作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杨中芳指出，西方“个人定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他们以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为单位，看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及成就，因此，自己与他人间的界限越清楚越好；而中国“社会定向”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个人与他人间的界限并不一定很清楚，而是使自己的界限可以包容他人及其所属的团体，这样一来，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就变成几个套在一起的同心圆关系。

　　为了将个体自我、关系自我和集体自我在概念上加以统一，并进一步澄清三者之间的联系，我们将中国人的自我结构区分为小我和大我两部分：“小我”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将个体与他人相区分的特征；“大我”指以小我所属的团体（如家庭、组织和国家等）为自身界限的具有包容性的自己。通常情况下，小我和大我常常拥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小我想要追求个人的独特和独立，而大我却期望个体间的归属与融合，所以，两者之间常会发生摩擦和矛盾。考虑到中国人的成长与社会化可被看作一个道德自我的发展过程——个体对小我进行超越转化，到小我与大我融为一体，直至成为天人合一的理想人物。所以，只有当中国人能够随情境灵活且适度地改变小我和大我间的边界，让小我的内在要求在大我的限制之下得到适当的表达与实现，他们才会对小我和大我同时满意。如此一来，中国人的自尊便具有了社会层面的计量器功能，即衡量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功地调和大小我间的关系，我们称其为“身份调和器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给人们提供了化解大小我困境的智慧——中庸，从而教育人们以个体的内在要求为出发点和根本价值依据，让内在要求在特定环境与限制下，得到适当的表达与实现。因此，均衡且适度地同时满足大小我的需要便构成了中国人理想自尊建立的基础，我们称其为“适恰自尊”。

　　适恰自尊：以适度恰当满足大小我需要为基础的自尊

　　适恰自尊是一种建立在适度恰当地满足大小我需要基础上的自尊。它区别于特立自尊（其自我价值维系于满足小我需要，通过过分追求小我独特性获得高自我评价），也不同于妥协自尊（其自我价值建立在对大我需要的无限迎合之上，通过满足大我并压抑小我获得高自我评价），还不同于兼顾自尊（其自我价值建立在同时最大化满足大小我需要的基础之上，通过刻意最大限度满足大小我需要获得高自我评价）。这里，我们将适恰自尊和兼顾自尊相区分，是想强调“最大化”和“适度恰当”间的不同，因为中庸既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它是叩大小我于两端，“允执其中”，因为不执着于任何一端，所以，不会刻意地追求最大化地满足大我、小我，甚至是同时满足大我、小我，而是试图让小我的需要在大我的约束之中得到适当的实现，进而让个体获得大小我价值（独立与归属）的双重实现（如图所示）。

　　为了在操作性层面测量个体的适恰自尊水平，我们发展出《适恰自尊量表》，该量表包括特立自尊、妥协自尊和兼顾自尊三个维度，而个体的适恰自尊得分被看作三因子相互合成的结果。大样本测试结果显示（N = 2499），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0.75—0.92）、重测信度（0.73—0.81），以及理论建构效度：特立自尊与夸大型自恋显著正相关，妥协自尊则涉及低自尊、低自我真实性、高依存性自尊和害怕负面评价等负面指标，并且兼顾自尊也与高依存性自尊、害怕负面评价和矛盾自我等负面指标呈显著正相关，适恰自尊则与这些负面指标无关。

　　更进一步，我们的研究证实，适恰自尊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三重积极心理作用：在自我层面，较高的适恰自尊水平有助于个体更好地从积极环境中受益，进而提升幸福感；在人际层面，高适恰自尊个体倾向于更灵活地随情境调整大我与小我之间的边界；在集体层面，适恰自尊有助于个体在自我成长以及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逐步通过建立大我自尊，提升小我自尊，进而获得心理需要的整体满足。

　　总之，基于本土化的“身份调和器理论”，我们提出，中国人最佳自尊建立的基础是适度恰当地同时满足大小我的需要与标准，即适恰自尊。目前，我们不但已经发展出信效度良好的测量工具，还采用多种范式（相关、实验和追踪），揭示出适恰自尊对于提升中国人自我舒适、人境融洽以及自我发展三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寻找适恰自尊影响中国人健康和幸福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并落实到训练操作层面，进而摸索出提升中国人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途径与方法。通过帮助每个中国人将小我更好地融合于大我之中，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融洽，提升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助力中华民族的复兴与繁荣。

　　（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31700978）资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