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愚著《中国诗学》， 赵帆声、周领顺、 王周若龄译  作者/供图

　　刘若愚一生有着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他致力于通过诗歌和文论的翻译与研究，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他的译笔独到，理论深厚，见解独特，搭建起了沟通中外文化交际的桥梁。斯坦福大学在为刘若愚教授所致的悼词中写道：“他是学者、诗人、翻译家。他以非凡的勇气和事业进取心著称，他的分析方法和组织方法都是划时代的。”王振铎在《文艺报》撰文认为，“在自然科学及生产技术方面，李约瑟先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率先从东方宝库中勘探了丰硕成果。刘若愚先生关于中国诗学的研究，则从文化领域里连续探索出一系列珍品。李约瑟的著作与刘若愚的著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出现于西方世界的双璧”。

　　刘若愚一生著述颇丰，共出版8部英文专著，即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中国诗学》）、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国文学理论》《中国纯文学理论》或《中国人的文学观念》）、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中国之侠》或《中国的游侠》）、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ry Art（《中国文学艺术的精华》或《中国文学艺术精华》）、The Interlingual Critic: 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语际批评家》或《语际批评家：中国诗学阐释》《中国古诗评析》）、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北宋主要词家》或《北宋六大词家》）、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李商隐的诗》或《李商隐的诗歌——九世纪巴洛克式的中国诗人》）和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这些著述融翻译与研究于一体，除《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一书尚未见中译本行世外，多数著作都有一个或多个中译本以及朝鲜语和日语译本，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

　　目前，学界对于刘若愚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在新形势下，其影响逐渐得到凸显，研究价值也不断得到挖掘。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顾明栋教授前不久在讨论世界诗学时写道：“1975年，与朱光潜有着相似教育背景的另一位中国学者、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出版了一部学术专著，首次将中国文学理论介绍到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书引言中，刘若愚所作的思考已超出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学理论。”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视域看问题，以人为本，强调翻译过程中各元素（如身份及其角色化、意志、行为、文本、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编制出一幅翻译内和翻译外、静态和动态以及文本和人本的动态网络关系图，更加立体地透视译者的行为，逼近翻译批评全面性、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总目标。

　　学者身份和译研两条线

■刘若愚著《中国文学艺术精华》，王镇远译  作者/供图

　　除了作为创作者的诗人身份外，从根本上讲，刘若愚是学者。他不仅是懂得文化翻译和汉学研究的学者，更是生活和工作于目标语国家、了解目标语国家需求的华人学者。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与目标语为英语的学习者实现了有效互动。从这层意义上讲，他的中国文化翻译和跨文化传播是成功的，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研究刘若愚，从他的身份切入，才可能完整解读他的翻译和研究行为，也才可能得出科学合理的解释。

　　刘若愚的学者身份衍生出两条线：一条是翻译线，一条是研究线。在翻译线上，他是一位“学者翻译家”，或者说是“学者型翻译家”“学者型译者”，进行的是学术翻译；在研究线上，他是一位“汉学研究者”“汉学家”。也就是说，他既是学者型译者，做的是学术翻译，读者对象也是治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习者。作为中国诗歌和古代文论的研究者，两条线相互交叉，共同服务于他的翻译、研究目标和读者对象，按照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的“求真”和“务实”术语来说，他既做到了“求真”于原文，又“务实”于读者，使中国文化获得了准确和有效的传播。

　　翻译线和研究线相互影响。按照南开大学王秉钦教授的观点，学者型译者的最大特点就是“翻译什么，研究什么；研究什么，翻译什么”，在翻译时研究，又在研究时翻译。翻译从来不是简单地“拿来”，例如：怎样选词？怎样表达？怎样解读？怎样使汉语诗歌模糊的意境在英语中得到再现？在异域的目标语读者群中构建了怎样的形象？译者的努力是否得到了读者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特别对于“求真型翻译”的学术型翻译和严肃文本类型的学术文本尤甚。刘若愚在翻译和研究的互动中得出真知灼见并升华至理论认识，完美诠释了一位学者的形象。

　　不管是译者还是研究者，一个最基本的表现是“求真”，按照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译者拥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他需要在语言性支配下“求真”于原文原意；在社会性支配下，“务实”于目标语读者、市场乃至整个社会，并尽可能实现“求真”和“务实”二者之间的平衡。

　　从顺序上讲，学者身份的译者要求“求真”在前，“务实”于后。“求真”在前，决定了不会为迁就目标语读者的审美和习惯等因素而改写原文以致偏离原文。就诗歌翻译而言，有了这样求真的态度，自然不会为了美而“因韵害义”。他旨在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介绍给操英语的西方读者，将自己定位于“批评家译者”，“力求信达，而对雅则不着意追求，虽然也做了些努力，希望能反映出原著风格”。此与许渊冲的“诗人翻译家”身份完全不同，诗人翻译家可以为了美而偏离原文，为不影响审美的连续性而不愿增加注释。

　　刘若愚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境界”一语译为“worlds”，是因为他认为“诗是不同境界和语言的探索”，是“生命之外面与内面之综合”，前者不仅包括自然的事物和景象，还包括事件和行为，后者不只包括感情，还包括思想、记忆、感觉、幻想等。诗歌不是经验的僵死记录，而是“把过去的经验跟读写诗歌的现在体验融合起来的活的过程”，“境界”是多种体验的结合，应该给人们留下广阔的探索空间，所以便有了“世界”复数化（worlds）这一译名。

　　华人学者群体及其身份认同

　　刘若愚是20世纪优秀华人学者群体中的一员，与辜鸿铭、赵元任、姚克、柳无忌、乔志高、思果、施颖洲、叶嘉莹、叶维廉等名家一起，同属于这一旅居海外的中国文化英译译者兼研究者群体。

　　刘若愚的学术身份是学者，但外部的社会身份会对其内部的学者身份产生影响，并具体反映在翻译和研究行为上。例如，他的母语是中文，但他又用英语在英语世界进行着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怎样表现对于自己母语文化的情怀，就决定了自己的翻译选材、方法、态度等以及研究的角度和深度。这样的身份纠葛普遍存在于华人学者和获得语作家身上。社会身份牵涉文化认同等问题，他是在进行“译入”还是“译出”？或者说，他是站在母语文化一方输出文化，还是站在目标语社会一方按需引入文化？

　　刘若愚跨越东西方两大片文化，根据他旨在通过翻译向英语国家的学习者展示中国文化精髓的动机看，他应该首先属于华人学者，归入华人学者群体，而他的行为首先是“译出”行为。学者周领顺将典型的译出场景定义为“是由原文所属地且译入语为非母语的译者为主导，以保真传播原文文化为目的，以求真翻译为形式，以目的语读者为受众的文化逆向翻译活动”。对于这些华人学者而言，翻译是根，而翻译方法背后的使用者是作为译者的人，他们的身份对于他们采取的翻译方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主观诉求（翻译目的）和客观环境因素对他们的翻译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是怎样用英语比较有效地表达传统的中国文化概念的？又是怎样通过自己的阐释实现在英语世界的沟通并树立起应有的中国文化形象？诸多问题，都需要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指导下开展译者行为研究，融翻译内和翻译外、文本和人本以及静态和动态等研究路径于一体，开展“文本—行为—社会”三位一体的学术评价，有效揭示译者的身份和角色，翻译和研究，学者形象、文化者形象和社会人形象，个体和群体，作者与读者及翻译和社会需求等之间的关系，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支持。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