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知识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晶，是基于自身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认识成果。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入自身实践活动和过程，探究社会实践的成功经验，回答社会实践的重大问题，以实践为依据，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体系化的理论成果。当今中国正经历宏大而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开启于一个大规模农业国家的基础之上，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规模最为宏大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最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全面开启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改革实践，“三农”研究进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视域下，回顾“三农”研究的贡献，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对于进一步深化“三农”研究，更好地发挥“三农”研究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贡献方法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强调自主性，不仅包括自主研究，更重要的是强调以实践为依据的自主构建。这就要求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以丰富且具体的实践而不是既有理论作为中国知识生产的来源。

　　从政治学研究来说，农村政治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村民自治”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三大创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关注也带来了中国“三农”问题研究方法的变化。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者张厚安先生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刻反思是这一转变发生的前提。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注释式、教条式的研究方法，必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转换。

　　农村基层政治变迁实践不仅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也为这些重要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解题思路和理论资源。田野调查、实践调查正是在此背景下成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乡村政治也由此进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型和研究内容的拓展，推动“三农”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不仅产生了许多知名学者，也产生了一些具有显示度的研究团队。比如，活跃在武汉地区高校中被学界称为“华中村治学派”的一批学者，在长期坚持田野调查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风格和领域，并建构起以方法、路径和领域等为显著标识的田野政治学派。

　　贡献方案

　　知识不仅包括基于实践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包括回答重大实践问题所形成的实践方案和认识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实践过程，既然是一种原创性的中国式实践创新，自然也会面对原创性的中国问题。回答这些原创性问题，不仅为实践提供解决方案，其本身也构成了自主知识成果。

　　抓住经典问题，作出经典回答，就能提供经典方案，产生经典知识。中国的“三农”研究从研究之初就是一门“实践中的学问”，不仅以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也将指导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目的，以政策研究或对策研究为主要形式。如费孝通先生不仅提出了描述中国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概念，而且在对江苏农村长期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乡镇工业”和“小城镇”模式。

　　回答中国问题，就能形成中国方案。将中国方案置于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就可能为世界多样化的现代化路径或者模式提供中国智慧。“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典命题。西方的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路径，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衰落和农民的边缘化是一个普遍问题。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坚持“四化”同步，农业和农村的商品化、市场化不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而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是“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以抛弃农业发展为路径”的现代化。对于这样一种现代化的路径来说，农业或者农村何以不牺牲、何以不衰落、何以不边缘，就是关键问题。那么，如何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如何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回答这个关键问题，就能贡献中国方案以及方案中呈现的中国智慧。

　　贡献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同步推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特征。但这样一个实践在政治学领域并没有充分的或者丰富的理论支持。

　　西方社会科学诞生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在工业化进程开始之前，已经通过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步解决了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的问题。如巴林顿·摩尔所言，英国从传统封建专制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其从历史上继承而来的社会基础中“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美国与此类似，“美国并未遇到要瓦解封建主义或官僚主义的、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社会也从未有过像欧洲和亚洲社会那么庞大的农民阶级”。西方很多经典理论都是以这个实践进程为依据。比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韦伯的科层制和理性官僚理论、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等，都源于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和商业社会所提供的知识资源。

　　将基于西方经验的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经典理论用于认识和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就会产生一个适用性和不适用性的辨析问题。“不适用”的方面，或者说理论失灵的方面、中国实践还没有得到既有理论表达的方面，也许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方面。抓住这些“关键命题”，回答这些“关键命题”，就为我们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视野空间和知识来源。这也是我们做“三农”研究或者深化“三农”研究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