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及其启示
2023年02月08日 10: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8日总第2585期  作者:周勇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用一副对联总结个人生平,“三史释中国,六书纪贞元”。众所周知,“三史”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对于“释”字,冯友兰本人并未系统地阐述。笔者认为,该字代表了他丰富的解释思想,并据其英译的《庄子》以管窥一斑,旨在抛砖引玉。

  冯友兰的解释思想

  作为第一个由中国人英译的版本,冯友兰英译的《庄子》多次再版。解读该译本,笔者认为,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包括四点。

  第一,解释多元。《题西林壁》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不同,庐山面貌不一样;“远近高低各不同”,空间不同,庐山面貌不一样。苏轼认为,角度和空间不同,形成多元解释。然而,不止于此。时间不同,庐山面貌不一样,古今庐山面貌有差异。解释主体不同,游客、地质学家眼中的庐山不一样。最后,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置身庐山之外,就能识庐山真容吗?某些微小的角落会不会被遮蔽?欲识庐山真容,要考虑不同的角度、时间、空间等因素,并全面、综合、深度分析。概言之,解释具有多元性,欲识对象,须综合考察。

  于此,冯友兰曾说,“一种翻译是一种解释或评注”,还说,《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需要把尽可能多的译本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可见,冯友兰认为,解释具有多元性,提倡重译中国经典,并指出综合各家之言,方能领悟经典的丰富内容。对于此前《庄子》的三个英译本(巴尔富版、翟理思版和理雅各版),冯友兰表示,他们在语言文学方面是成功的,而他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故而,冯友兰认为,“看来就需要一个新的译本,更加着重在庄子哲学上”。这是第一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庄子》英译本诞生的缘由。综合外国译者的三个译本和冯友兰的译本,西方读者才能在语言文学和哲学上领悟《庄子》的丰富内涵。

  第二,重新解释。冯友兰英译《庄子》包含两个过程,一是将古文翻译为现代汉语,二是将现代汉语翻译为英语。这两个过程包含两种解释思想:前者为重新解释,即庄子注冯友兰;后者为以西释中。

  对于《庄子》首篇名《逍遥游》,陈鼓应解释为:“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生活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理雅各译为“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冯友兰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可见,冯友兰的理解同陈鼓应、理雅各略有差异。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第二章第二小节的标题是“Hi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中文版是“何为幸福”。可知,冯友兰将“逍遥”解释为“幸福”,并将“逍遥游”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

  对于《庄子》,晋朝有郭象的解释,20世纪有冯友兰的解释。中国有“六经注我”“庄子注郭象”的传统,郭象的《庄子注》实则是郭象的哲学;冯友兰重新解释《庄子》时,也存在“庄子和郭象注冯友兰”的现象,即冯友兰对《庄子》和《庄子注》的发挥引申。冯友兰说:“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而冯友兰将“逍遥”重释为“幸福”,把“逍遥游”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922年,冯友兰发表了一篇英语论文,从哲学的角度回答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他认为,在人类寻求幸福的道路上,近代中西哲学殊途同归:中国哲学遵循自然路线,在内心的精神世界寻求幸福;而西方哲学强调利用自然,控制物质,在外在的人为世界寻求幸福。中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如同《逍遥游》中大鹏和小鸟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毫不需要。”因为“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此为“The happy excursion”的哲学意义。

  第三,以西释中。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提出了以西释中的观点。他写道:“他们或以中国文化解释西方文化,或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有时候以中国文化的眼光批评西方文化,又有时候以西方的眼光批评中国文化。这种解释与批评,是东西文化在中国会合的产物,构成当时中国思想的一部分主要内容。”在英译《庄子》时,冯友兰的评注有72则,其出彩之处主要见于以西释中。

  譬如,他用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纯粹经验”解释“天人合一”,用斯宾诺莎之“束缚人类的锁链”解释庄子关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受到惩罚的哲学观点。为何冯友兰要采用以西释中?冯友兰说,“人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理和事,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只是人的思维对它们加以分析,才显出它们的分别和对立”。在他眼里,中西哲学皆“一”也。简言之,借助以西释中,冯友兰使玄奥的庄子哲学变得逻辑清晰,易于外国读者理解,从而传播了中国哲学和文化。

  第四,解释适当。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包括解释多元、重新解释和以西释中三个方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般地解释。冯友兰还说过:“有许多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可以用于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但是翻译必须确切,解释必须适当。”以“逍遥”重新解释成“幸福”为例,有两点可证明其解释适当。其一,1921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读《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后,“诸教授皆赞成其说”。无疑,其解释获得了美国哲学教授们的认可。其二,据冯友兰本人回忆,这篇论文的大概意思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近代科学的作用不外两种,一种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如果有人仅只是求幸福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确切的知识……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

  不难发现,其解释符合“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并非无中生有。总之,解释多元、重新解释和以西释中的前提是解释适当,前三者和后者必须辩证统一,否则过犹不及。

  冯友兰解释思想的启示

  笔者认为,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点启示。

  以西释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有效方法。冯友兰在英译《庄子》和英文著述《中国哲学简史》中,皆运用了以西释中,并在西方大获成功。西方学者也采用此法。例如,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全球热映;在片中,主持人迈克尔·伍德多次娴熟地使用以西释中,介绍杜甫,便于英国观众理解。例如,他解说道:“杜甫生活在8世纪,即英国的贝奥武夫生活的时代。”伍德告诉英语世界的观众,杜甫同英国史诗英雄贝奥武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如此解释,还同时宣告了杜甫及其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以西释中是一种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不失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有效方法。

  解释适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一定要适当,否则会谬以千里,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例如,熊光楷曾谈到美国对我国“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思想的误解和误译。他说,2002年至2007年以及2009年美国国防部皆在《中国军力报告》英文版中将“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将此译文翻译为中文,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间东山再起”。熊光楷强调,“韬光养晦”的含义是不要锋芒毕露,完全没有掩盖企图,等待东山再起的意思,美国国防部存在过度解释。解释适当,方能正确地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综上所述,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包括解释多元、重新解释、以西释中和解释适当四点,对于今天的我们为何重新英译中国经典,如何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怎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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