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用一副对联总结个人生平，“三史释中国，六书纪贞元”。众所周知，“三史”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指“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对于“释”字，冯友兰本人并未系统地阐述。笔者认为，该字代表了他丰富的解释思想，并据其英译的《庄子》以管窥一斑，旨在抛砖引玉。

　　冯友兰的解释思想

　　作为第一个由中国人英译的版本，冯友兰英译的《庄子》多次再版。解读该译本，笔者认为，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包括四点。

　　第一，解释多元。《题西林壁》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不同，庐山面貌不一样；“远近高低各不同”，空间不同，庐山面貌不一样。苏轼认为，角度和空间不同，形成多元解释。然而，不止于此。时间不同，庐山面貌不一样，古今庐山面貌有差异。解释主体不同，游客、地质学家眼中的庐山不一样。最后，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么置身庐山之外，就能识庐山真容吗？某些微小的角落会不会被遮蔽？欲识庐山真容，要考虑不同的角度、时间、空间等因素，并全面、综合、深度分析。概言之，解释具有多元性，欲识对象，须综合考察。

　　于此，冯友兰曾说，“一种翻译是一种解释或评注”，还说，《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需要把尽可能多的译本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可见，冯友兰认为，解释具有多元性，提倡重译中国经典，并指出综合各家之言，方能领悟经典的丰富内容。对于此前《庄子》的三个英译本（巴尔富版、翟理思版和理雅各版），冯友兰表示，他们在语言文学方面是成功的，而他们解释《庄子》，似乎尚未触及著者真正的哲学精神。故而，冯友兰认为，“看来就需要一个新的译本，更加着重在庄子哲学上”。这是第一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庄子》英译本诞生的缘由。综合外国译者的三个译本和冯友兰的译本，西方读者才能在语言文学和哲学上领悟《庄子》的丰富内涵。

　　第二，重新解释。冯友兰英译《庄子》包含两个过程，一是将古文翻译为现代汉语，二是将现代汉语翻译为英语。这两个过程包含两种解释思想：前者为重新解释，即庄子注冯友兰；后者为以西释中。

　　对于《庄子》首篇名《逍遥游》，陈鼓应解释为：“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生活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理雅各译为“Enjoyment in untroubled ease”，冯友兰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可见，冯友兰的理解同陈鼓应、理雅各略有差异。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有中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第二章第二小节的标题是“His conception of happiness”，中文版是“何为幸福”。可知，冯友兰将“逍遥”解释为“幸福”，并将“逍遥游”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

　　对于《庄子》，晋朝有郭象的解释，20世纪有冯友兰的解释。中国有“六经注我”“庄子注郭象”的传统，郭象的《庄子注》实则是郭象的哲学；冯友兰重新解释《庄子》时，也存在“庄子和郭象注冯友兰”的现象，即冯友兰对《庄子》和《庄子注》的发挥引申。冯友兰说：“吾人亦不能轻视发挥引申。发挥引申即是进步。”而冯友兰将“逍遥”重释为“幸福”，把“逍遥游”译为“The happy excursion”，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1922年，冯友兰发表了一篇英语论文，从哲学的角度回答近代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他认为，在人类寻求幸福的道路上，近代中西哲学殊途同归：中国哲学遵循自然路线，在内心的精神世界寻求幸福；而西方哲学强调利用自然，控制物质，在外在的人为世界寻求幸福。中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如同《逍遥游》中大鹏和小鸟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毫不需要。”因为“苟顺其自然之性，则幸福当下即是，不须外求”。此为“The happy excursion”的哲学意义。

　　第三，以西释中。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冯友兰提出了以西释中的观点。他写道：“他们或以中国文化解释西方文化，或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有时候以中国文化的眼光批评西方文化，又有时候以西方的眼光批评中国文化。这种解释与批评，是东西文化在中国会合的产物，构成当时中国思想的一部分主要内容。”在英译《庄子》时，冯友兰的评注有72则，其出彩之处主要见于以西释中。

　　譬如，他用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纯粹经验”解释“天人合一”，用斯宾诺莎之“束缚人类的锁链”解释庄子关于人类违背自然规律受到惩罚的哲学观点。为何冯友兰要采用以西释中？冯友兰说，“人的思想不分国界，哲学不分东西”，“理和事，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合在一起的，只是人的思维对它们加以分析，才显出它们的分别和对立”。在他眼里，中西哲学皆“一”也。简言之，借助以西释中，冯友兰使玄奥的庄子哲学变得逻辑清晰，易于外国读者理解，从而传播了中国哲学和文化。

　　第四，解释适当。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包括解释多元、重新解释和以西释中三个方面，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天马行空般地解释。冯友兰还说过：“有许多西方哲学中的‘术语’可以用于分析、解释、翻译、评论中国古代哲学，但是翻译必须确切，解释必须适当。”以“逍遥”重新解释成“幸福”为例，有两点可证明其解释适当。其一，1921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宣读《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后，“诸教授皆赞成其说”。无疑，其解释获得了美国哲学教授们的认可。其二，据冯友兰本人回忆，这篇论文的大概意思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自然科学，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向来认为，人应该求幸福于内心，不应该向外界寻求幸福。近代科学的作用不外两种，一种是求认识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是求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如果有人仅只是求幸福于内心，也就用不着控制自然界的权力，也用不着认识自然界的确切的知识……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

　　不难发现，其解释符合“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并非无中生有。总之，解释多元、重新解释和以西释中的前提是解释适当，前三者和后者必须辩证统一，否则过犹不及。

　　冯友兰解释思想的启示

　　笔者认为，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两点启示。

　　以西释中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有效方法。冯友兰在英译《庄子》和英文著述《中国哲学简史》中，皆运用了以西释中，并在西方大获成功。西方学者也采用此法。例如，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全球热映；在片中，主持人迈克尔·伍德多次娴熟地使用以西释中，介绍杜甫，便于英国观众理解。例如，他解说道：“杜甫生活在8世纪，即英国的贝奥武夫生活的时代。”伍德告诉英语世界的观众，杜甫同英国史诗英雄贝奥武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如此解释，还同时宣告了杜甫及其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以西释中是一种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不失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种有效方法。

　　解释适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下，对中国文化的解释，一定要适当，否则会谬以千里，导致西方对中国的误解。例如，熊光楷曾谈到美国对我国“韬光养晦”外交战略思想的误解和误译。他说，2002年至2007年以及2009年美国国防部皆在《中国军力报告》英文版中将“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将此译文翻译为中文，即“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间东山再起”。熊光楷强调，“韬光养晦”的含义是不要锋芒毕露，完全没有掩盖企图，等待东山再起的意思，美国国防部存在过度解释。解释适当，方能正确地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综上所述，冯友兰的解释思想包括解释多元、重新解释、以西释中和解释适当四点，对于今天的我们为何重新英译中国经典，如何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怎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