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终于通过了“总考”，又顺利完成了开题报告。初战告捷，我急不可待地要回国工作。祖国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事业和日新月异的变化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相信，回国可以学以致用，同时也可以从实践中补充知识的不足。布兰代斯大学允许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学生领取相关领域的硕士学位证书并离校参加社会工作，完成博士论文写作后，再回学校答辩。我就利用这个政策，领了一纸硕士证书回国工作了。

　　1985年的北京到处都在吹着改革的新风。知识青年们的思想极其活跃，大家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国门打开后涌进来的各种新鲜知识。作为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学子，当然也就成为各个机构征询的对象。那个时候的周末，我基本上是在北京的各场会议上度过的，不是参加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讨论，就是参加三联书店的聚会，要么就是帮助某些机构建立对外联系。还有些素不相识的学生和青年不断地找上门来，提出各种各样有关外部世界的问题。我在几个工作单位之间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决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将工作关系从哲学研究所转到了西欧研究所。

　　当时，中国的青年改革者们已经开始在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应用怎样的社会政策来矫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够保持比较长期的社会稳定？这些问题提出来，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市场经济的配套制度自然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李琮所长领衔的“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在这个项目中，我承担了《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一书三章（即“理论”“历史”和“比较”三章）的写作。说是写作，其实就是学习，找些相关的书来看，边学边写，边为我的博士论文打基础。

　　回国以后，我总想着怎么把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来龙去脉梳理一下。这篇《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就是我正式迈入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第一步，其中有些观点我坚持了几十年。我尝试从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寻找人类自我保护的方式，发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起源可以一直向前追溯至前工业化社会。现代社会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险制度来保护自己，这种特殊的保护方式其实就是工业化的产物。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进行补充和矫正，以适应工业社会风险的结果，它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我遇到了一位好编辑——孟宪范，这篇《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她让我修改了不计其数遍，我只记得一开始修改是在1987年春，正式刊发是在1989年1月，前后近两年的时间。为了回答她提出的问题，我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信心也提升了。当然，同样的题目，让我现在来改，可能会改得面目全非。

　　与此同时，我开始翻译尼采的《论道德的谱系》，以重温我搁置已久的德语。在业余时间，还给一些正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政府机构帮忙做外联和翻译工作，给报刊写写短文，给体制改革部门撰写有关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咨询报告，当然还要照顾和教育一岁多的儿子，此前他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忙碌”成了我那个时代的记忆。四年的时间居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1987年，我在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上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文章获得了一等奖，1989年1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也于90年代初在三联书店出版。做完这些工作，我又代表西欧研究所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社会保障国际会议，并顺路去英国公共档案馆复印了一批历史档案后，回到美国撰写我的博士论文。因为低估了博士论文的难度，原来计划半年之内完成论文，却又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

　　1989年下旬再返布兰代斯，我的目标就是拿博士学位后回国。因为不再有奖学金，所以我当时不仅要打工挣钱，还带着5岁多的儿子，需要为儿子的入学和中文教育奔波。后来，我的房东路易·艾黎的朋友、哈佛教育系的兰本达（Brenda Landown）教授又患了脑溢血导致偏瘫，需要照顾，我的时间恨不能一分钟掰成两半儿用。为了能多挤出一点时间来写论文，我先辞去了波士顿精神卫生局社会工作者的正式职位，回到中国餐馆去打周末工，同时在《侨报》包了一个版面写点小专栏。

　　为了让儿子和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子女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后有个集体学习中文的地方，我和先生四处奔波，在剑桥镇注册了一所中文学校，白手起家、义务劳动，找剑桥教委谈判、到多民族委员会申辩、聘请中文教师、联系校车接送，忙活了一大圈以后，“剑桥中国文化中心”居然成了有规模的中文学校。作为第一任董事长，我提出并践行了一系列的原则规定，例如所有的管理者，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和校长、会计等都不领取工资，任课老师按照最高市价支付工资，这样学生家长就可以支付低于市价的费用让孩子们入学。我们的中文学校每天开班，为的是有利于孩子在外语环境中巩固所学的中文。我们还制定了使用国内通用教材，与国内同步教学等政策。我提出的口号是：“让小留学生的家长能无后顾之忧地带子女回国工作。”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中国留学生的利益，我受剑桥教委的推荐，成为剑桥市少数族裔委员会的委员。在打工、社会工作、子女教育、家务劳动之间，当然还要坚持写博士论文，偶尔去哈佛听听学术演讲，当时主要听保尔·皮尔森（Paul Pierson）的讲座，感觉那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奢侈。所以，我当时学会了计划使用时间，一星半点也不能浪费。终于熬到了博士论文答辩，那年我已经39岁了，儿子也已经7岁了。带着孩子读书也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特点。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