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椿夫妇与学生在一起 作者/供图
学人小传
刘大椿，江西于都人，1944年生于贵州安顺。著名哲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开拓者，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图书馆馆长、校长助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等。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科技审度论，对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有独特论述，撰写教材和著作60余部，发表论文170余篇。2004年，荣获教育部、人事部“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14年获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22年初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北京市针对加强社会面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倡居家办公方式，中国人民大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疫情下紧张而有序的校园内，四处都能看到阳光里学子锻炼的身影。校园西北角是宜园教师宿舍楼，一间安静的斗室摆满各种书籍，电脑前一位老学者按下了E-mail的“发送”按钮，将审校完成的英文三卷本书稿《科学技术的审度》（Reconsid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发送给劳特利奇出版社。他正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大椿先生，剑眉慈目，头发灰白，依然身姿挺拔，令人印象深刻。
两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召开首批一级教授荣退仪式，会上这样赞誉刘大椿：“他漫步徜徉在科学与哲学交汇之处，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甘做默默耕耘孺子牛，培育英才，桃李满天下。他不仅创新着理论的高度，还密切关注科技实践的前沿和迫切问题，用理论观照现实，不断绽放着思考的光芒，把握时代脉搏。”
“我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教书，教书其实也是一个做人的过程。”回顾几十年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的学术成就，刘大椿总是谦逊且淡然。忆往昔求真逆旅与悟道坎坷之路，他始终认为，作为一名研究者与园丁能够走入广阔的哲学园地，得益于新时期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机遇。
改革开放改变了人生命运
刘大椿出身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老师。受家庭熏陶，刘大椿自幼就喜欢读书，那时尽管家里因为政治运动吃了很多苦头，但他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得到了很好的呵护。中学时，读书成了他最大的嗜好，刚上初中就徜徉在省图书馆的书海中，还幸运地当过一阵子学校小图书馆的服务员。不过，一向品学兼优的他却在高考时遭受挫折，没能进入理想大学。
一时受挫，并未气馁。入学江西师范学院数学专业后，有大量书籍可以阅读就是美事，抚慰了刘大椿的心绪。大学时，除了学好专业课之外，他还借助学校丰富的馆藏加强学术训练。四年间，刘大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来自文学、哲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类书籍的滋养。正是珍贵的阅读时光给了他广博的视野，也养成了谦逊的品格。
20世纪60年代，刘大椿大学毕业，人生的变故也接踵而至。刘大椿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和农民同吃住，之后还做过两年农村中学教师。刘大椿认为这段农村生活经历对他后来的哲学研究大有帮助。从城市到农村，从小康到“另类”，巨大的心理反差难免使人对生活产生疑问，当走进平稳环境时又会激发难得的省思和洞察力。后来，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做研究，依然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但有做学问的一面，还有作为社会活动的意义。那些脱离老百姓实际状况和诉求的学问是空洞无益的。
后来，刘大椿有幸上调到江西九江师专当起了数学老师，一晃又过去五年。周边的朋友陆续在返城潮中回到城市，只有他一直留在原地，自得其乐。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正式恢复，这是走进春天的变革，令人欣喜。然而，已过而立之年的刘大椿感觉将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城，并不认为考研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直到父亲大老远赶过来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才触动他鼓起勇气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父亲告诉他：“每个人的机会都是在事后才被认定的，事先并不能肯定它是机会，如果你连试都不愿试一下，那么你就永远都不会有机会了。”
刘大椿抓住了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凭着多年积累的文化功底，他顺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自然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专业。从小城到北京，负笈三载，在林万和、黄顺基、黄天授、周树岐、吴延涪等先生的悉心培养教育下，刘大椿学有所成，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40余年，刘大椿同样培育了一众优才，著作等身，学科建设成果卓著，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
科学活动论：科学是什么？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并有力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一时间，科学作为思想解放的突破口，让一批知识和社会背景各异的学者开始关注起科学哲学的基本论题，并从不同方向涉猎世界各国哲学思想，逐步引入各种现代思潮的译介。
刘大椿抓住科学技术与时代问题中的主要矛盾，在这一学术进程中脱颖而出。他提倡从科学认识和方法上挑战科学的核心观点，同时叩问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科技转型，以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促进中国科技哲学的多元开放发展。
1978年以前，刘大椿从事数学教学工作时，“科学是什么”好像是很简单、清楚的。然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自然辩证法后，这个定义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他发现，把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只是代表了19世纪以来传统的看法。在研究过程中，刘大椿受到英国科学家、科学学创始人之一贝尔纳有关当代科学的观点启发，发现科学不但有知识的意思，还有作为一种活动的意义。如果把科学看作一种重要的人类活动，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既探讨这种活动的结果与导致结果的过程，又可以探讨这种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一旦贯彻这种活动的观点，对科学做认识论的分析与心理学、社会学的探讨就统一起来了。
1983年春夏，刘大椿把一部分材料和想法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进修班作了报告，就教于各位同行，有些同志极力建议他把想法整理出来。经过几年的阅读、思考，刘大椿提出了“科学活动论”的观点，把科学作为人类活动来进行系统的探讨，以全方位审视科学研究与实践领域。现代科学活动与生产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准备手段。知识并入生产过程，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这都是科学活动的重要方面。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体制，如军事、政治、文化诸活动，也彼此渗透且互相作用和影响。
刘大椿将该观点系统整理成《科学活动论》一书，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中国科学报》《人民日报》《哲学动态》《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多篇书评和专访，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创见。
著名学者高放教授在著文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有益意见，指出刘大椿的研究基本没有触及社会科学，希望他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心有戚戚的刘大椿即刻转入对社会科学活动的研究，在1992年主编出版了《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一书，明确提出，应当把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来论述，把社会科学活动及其精神产品从自在走向自为作为一个过程来刻画。他从活动论、世界背景论、方法论、中国特色论四个不同的视角，交叉地审视社会科学，旨在探讨人类社会和精神如何通过社会科学走向自为，社会科学本身又如何日臻成熟，走向自为。
在当时，这两部挑战科学核心认识的著作面世，也顶着一些反对和不解的声音，然而几年后，书中的大多数观点渐成学术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内知识界对科学更全面的认识。
互补方法论：超越已有方法局限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基于完善了作为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活动论”研究，刘大椿又在方法论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尽管方法论研究是当代的热门课题，但是系统地研究各种方法论的成果，特别是观点相左的流派摆在一起，相互校正的工作尚付阙如。于是，刘大椿做了一系列方法论之间的比较工作，如机械观和系统观、演绎模式与归纳模式、辩护和发现、唯理论和经验论等方法。随着研究逐步深入，刘大椿关于各种方法论思想和问题的比较，亦形成了一种互补性的理解。他指出，我们应当善于学习已有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思想，但绝不要把任何一种方法和方法论思想绝对化；肯定它有一定的作用，又要看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同方法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具有互补效应。
在刘大椿眼中，“如果你有足够博大的胸怀，接纳一切有意义的方法论思想，又有同样的睿智，把它们放在适当的位置，让它们配合着发挥作用，你就有资格欣慰地说，你是科学活动的主体”。文如其人，他正是自己笔下描述的这种拥有思想及行动主体性的人，也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总是能在不同的方法中保留必要的选择余地，时刻重建自己的思路。
在“互补方法论”的实际运用下，他认为应当允许互补的观点、方法、程式同时并存，重要的是善于比较和作具体的取舍。这为日后“审度的科技观”更为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础。
科技审度论：继承马克思科技观
在科技哲学领域深耕多年后，刘大椿明确地意识到我们仍需对“究竟应当怎样看待科学和技术”这一问题保持持续关注。它不仅涉及对整个科学哲学发展脉络的回溯和未来走向的展望，而且涉及对当代科学技术观的整体性反思。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界的主流思想无疑是弘扬科学、崇尚技术，为科学辩护；但到了90年代末，逆反的声音不绝于耳，随着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冲击，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部分源于科学和技术带来的后果，因此学界对科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面对世界范围内流行的反现代性和抵制全球化的后现代思潮，以及激烈的反科学主义与虚无主义，刘大椿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科技发展相互裹挟，此时不管是单纯地对科学进行辩护，或是激烈地反对科学，都不是恰当的态度。为了超越当下充满矛盾的科学技术论，最有价值的研究路径应当是重温和挖掘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留下系统的科学技术论著作，但是，刘大椿经过研究指出，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极为丰富，给后世留下了完整的科学技术观。2008年，刘大椿组建了学术团队，在艰苦的研究过程中收获了宝贵的成果——他们发现，几乎所有当下产生困惑和争议的问题，不仅在历史上都有过相应的存在形态，而且马克思都给出了充满睿智的理论分析和回应。
刘大椿认为，马克思看待科学技术的基本观点体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产物，科学技术发展是人的自由解放的重要前提。无疑，这些思想为我国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指引了学理方向。与此同时，他对科学技术进行审度的态度和见解也在逐渐成形。他认为，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主张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并提倡对科学技术采取一种“审度”的新取向。
刘大椿重新修订此前的研究成果，于201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他不仅别开生面地解释了“审度的科技观”，而且针对当前科学文化的异化现象，提出了“文化科学”的设想。他强调，在未来的发展中，除保有科学自身内部的开放性外，我们还需要恢复科学技术的文化本性，使科学技术重新成为充满文化内涵的科学与技术。在科学与其他各种文化之间展开开放式的批评，实现共同进步与发展。
经历了9年的学术沉淀，“审度的科技观”实现了从雏形到成熟的蜕变。这凝聚了刘大椿的多年心血，亦体现出当代哲学课题研究的特殊性。面对宏大问题，刘大椿的钩沉和布局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他组建的学术团队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审度的科技观”在争鸣中受到检验的过程，同步映现了国内科技哲学界几十年的建设历程，已经形成开放、包容且具有畅通交流渠道的学术共同体。
关注科技的社会研究
除了对科学核心概念的深度挑战，刘大椿在科技的社会研究与历史研究方面还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对时代的主要矛盾具有敏锐判断，其研究兴趣总是专业内最前沿的问题，但用他的话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抛砖引玉。在更多人将目光聚焦到热点问题时，他常常转向了下一个重要问题。
当年在农村“修地球”时，刘大椿就经常思考如何改善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也认为研究哲学不仅需要超越，还需要接地气。他十分重视那些用经验加以检验的命题，注意现实社会问题的探讨，为社会政策的目的服务。毫无疑问，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运作性研究更为迫切，也更具实践意义。
在改革开放初期，刘大椿所关注科技的社会研究兴趣点在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理论和实现机制研究。随后，他又以环境伦理研究为切入点，陆续涉及可持续发展、科技的战略政策问题、评价问题以及对风险问题的研究，力求从社会实践的研究来关注科学和技术的关系。
1994年，日本学者明日香和留日的中国学生金松来访，邀请一批中国学者赴日探讨环境问题。其实，那时刘大椿对环境问题没有什么研究，通过探访日本多地，他明确意识到未来中国发展将面对严肃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可持续发展问题一定会被高度关注。此后，他与日本东京大学先端科技研究中心合作开展“中日环境问题”研究，出版《环境问题：从中日比较与合作的观点看》一书，又与日本学者岩佐茂合著了《环境思想研究：基于中日传统与现实的回应》。在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刘大椿开始自觉地关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问题。
世纪之交，人类迎来了“知识社会”“高科技社会”“信息社会”“网络化社会”的曙光。然而，科学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既在更大程度上使人类进入自由王国，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潜在威胁。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是理论关注的焦点，刘大椿的哲学问题也拓展到科技伦理、科技评价以及科技人文领域。
现代科技不仅是一种物质性实践，而且可视为一场开拓性的社会伦理实验，其中有许多伦理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有许多道德抉择亟待人们去作出。基于这一发现，1999年，刘大椿开始思考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无疑这是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2000年5月，刘大椿交出了一份超前的答卷，其研究成果《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年后的今天，科技伦理已广受关注，回看当年刘大椿及其同人的学术工作，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的角度都显示出其前瞻性。
关注科技的历史研究
以史为镜，鉴往知今。刘大椿一向对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研究科技哲学必须对国外科学哲学问题以及问题史有足够的了解和把握。然而，科学哲学与其他部门哲学殊为不同。这是因为科学哲学诞生时间相对较短，更重要的是，科学哲学的论著往往以学科核心问题为框架阐述学科基本理论，以“问题学”的形式而呈现。科学哲学的研究在观点、体系、领域、流派等方面已有了丰富的发展，学科内部的争论也蔚为大观。刘大椿认识到此时推出一部详尽的科学哲学史著作，对整个哲学史以及思想史领域恰逢其时。
“当今乃科学时代，科学无处不在，任何真正有力的哲学思考均不能避开科学。于是，在当下语境中，对于理解人类的历史性生存境遇并展望未来的发展道路，科学哲学的历史钩沉不可或缺。”刘大椿花费巨大精力，组织编著了《一般科学哲学史》和《分殊科学哲学史》两部科学哲学史。两本书体现了刘大椿对于科技哲学思想史的反思，融合了问题学与学派史，整合了分析传统和人文传统，并对各重要分支科学哲学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在此之前，国内尚无如此全面整合科学哲学问题论争和思想演变的历史著作。
在科技思想史中，近百年来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外诸多学者，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一向格外关注历史的刘大椿也试图从自己的观察来回应“李约瑟问题”。
刘大椿认为，在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入驻中国之前，中西方科技是在各自的轨道上平行发展的，正是传教士的进入，东西方科技才开始有了交集。经过多年研究，刘大椿陆续主持编纂了两卷本《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这是一套内容跨度近400年的学术著作。其中，第一卷《西学东渐》讲述了发生在明末清初并延续到清朝中叶，伴随着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而展开的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历史事件。刘大椿称之为“西学东渐第一波”，即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至西学东源的阶段。第二卷《师夷长技》展开了一幅自晚清直至民国的宏伟画卷。描绘了中国在内忧外患、形势艰危的情况下如何越挫越坚，正视西方科学技术，不耻以对手为师，坚定地“师夷长技”，最终实现中国科技和教育从传统到近现代转型这一艰苦卓绝的历史实践。刘大椿称该阶段为“西学东渐第二波”。这两部著作是关于近现代科技转型历史轨迹的深入思考，对历史的批判重建工作有着重要价值。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教授刘益东认为，这两本著作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主题和思想脉络与近代中国历史的主线高度一致，这也涉及科技史研究的方法论，将内史和外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说是一个整体史的研究，刘大椿对碎片化的历史进行模块化梳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罗列，而是以科学哲学的高度对中国近代科技转型的思考。
积极投入学科建制化工作
科学技术哲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独有特点的学科，不仅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学科有广泛联系，而且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有深厚渊源。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自然辩证法学科继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曾经展开过的研究，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工作者之间的桥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它又成为哲学改革的标杆，有力地促进了思想解放。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自然辩证法在保留中国传统之余，还吸取包括苏联与欧美各国的学科发展和研究方法，逐渐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1981年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此后跟进的学术期刊的创办、思想政治课的开设、大量国外学术著作的引进等事件作为铺垫，共同促进了学科的建制化。
在中国科技哲学学科建制化过程中，不论是学科名称、框架结构还是主要教材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是许多新老学者积极推动的结果。1987年，经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将“自然辩证法”确定为哲学专业下属的二级学科，并调整专业名称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那时候，萧前、罗国杰、陈昌曙等教授对学科目录的修改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当时比较年轻的学者，刘大椿在学科建设的关键时刻，积极参与了建议、讨论和协调工作。
随着学科名称调整，学科的基本教材也应运而生。刘大椿主编的公共课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以及撰著的《科学技术哲学导论》和《科学哲学》专业课教材，十几年来多次重印或再版。
正是源于包括刘大椿的几代学人共同努力，有力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与时俱进，同时立足中国实践，紧跟世界发展变化，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哲学成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交叉地带的重要学科。
人生最大的乐事
除了学术研究和行政事务之外，刘大椿倾注最多热情的便是培养学生。刘大椿的前半生是数学教师，后半生是哲学教师，教书育人是他一生研究的大课题。他常说：“人生最大的乐事，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看到学生的成长，有些时候比看到自己的成果更加令人欣慰。”
庄子《逍遥游》有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刘大椿的学生们亲切地将他比作一株高大的椿树：展开树荫替小草挡雨，奉献枝叶为鸟儿筑巢，为小树撑开一片天。那些受到呵护而茁壮成长的小树苗、小鸟和小草，无不为得良师如斯而感到幸运与感激。
在谈到恩师的教学时，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的97级博士生刘海波说，大椿老师一贯鼓励学生去寻找自己想做的事，当有了选题思路后，老师再给予相应的指导和支持。老师有宏阔的学术造诣和切中要害的学术眼光，不仅能帮助学生把握选题与布局大方向，还注意到细节。刘海波总结读博士期间的收获为12个字：知识改变命运，恩师升华人生。
在做学问上，刘大椿对学生要求很严格，生活中与学生交流却不乏谈吐幽默，学生们许多人生与求知的困惑都能在与他的交流中得以释然，常有“醍醐灌顶”之悟。虽然怒张的剑眉让他看起来很严肃，但脸上总挂着微笑，对每个人都以尊重与温和相待。不论是谁来拜访，离别之时他都亲自将对方送到电梯口，目送离开。
此外，他和妻子携手一生、相濡以沫的深厚情谊，也成为学生辈仿效的佳话。2020届博士生雷环捷每每提到恩师和师母，总会讲起二老对他生活上的关心。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在朋友圈说食堂的土豆牛肉盖浇饭只给了一块牛肉，没承想第二天老师就让他过去，原来师母炖了满满一罐牛肉要给他吃，至今回忆起来都还能闻到浓郁扑鼻的牛肉香味。
年近耄耋的刘大椿，经常和学生谈起自己充满起伏的人生。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偶然的，也都会有机遇，就看你如何把握和选择。刘大椿相信，时代大浪淘沙，大多数东西都不会留下，唯有学术追求令人欣慰。在经历了无数的偶然和变化之后，时间的磨砺让他总结出人生格言：率性、尽兴、随缘。
率性，当有赤子之心；尽兴，应有进取之心；随缘，要有平常之心。在刘大椿看来，不论做官治学为人都是这样：率性以合自然，尽兴有所追求，随缘则不勉强。这“看起来似乎矛盾，反复体味，倒颇为贴切”。生活中的无数偶然事件蕴含着必然性，刘大椿的学术人生，则在无数次与学术励进的中国表达中相遇，并始终绽放着不竭的智慧光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