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明（1917—2011），出生于河北省滦县。幼年受到传统私塾教育，少年就读于新式理工学校，青年时期，怀抱救国理想，先后求学于清华理学院、经济系和北大历史系。1943年赴美深造，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47年任上海中央信托处襄理，1949年后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处。1958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7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曾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东吴大学教授、南开大学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外籍研究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人文学部客座教授。
吴承明的研究不囿于断代之限，从近代到明清甚至宋代，注重长时段考察；考察角度从经济范围内的生产、流通、市场到非经济因素的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等方面，强调整体观；注重历史的实证分析，主张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他数十年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杰出成就，树立了经济理论和历史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典范。吴承明性格谦和豁达，思维敏锐活跃，为人乐观通达，待人周到宽厚，对学问兼容并蓄，提倡“多元并存”。耄耋之年，他依然研读后现代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交往理论、诠释学等；84岁撰写专著《经济史：历史观和方法论》；深谙格律，90岁高龄续写诗文集《濯足偶谈》（三），评析楚辞、唐诗、宋词，以诗证史。求知不懈，笔耕不辍。因此，他被誉为“经济学不老人”。
吴承明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享誉海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大家，他学贯中西、史通古今、思想睿智，学术风格兼容并蓄，学术造诣博大精深。他的治学理念、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多居于国内外领先地位，深为海内外学界叹服，广为后辈学者传扬。经济史学界一般尊称吴承明为“吴老”。
吴承明坚持唯物史观，尊重历史事实，注重论从史出。在经济史研究中，无论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他都秉持这种理性的治学态度。他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在苏联和中国的学科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关系，作了深入而富有启发性的探讨，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再探讨
自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这门学科并未获得多大发展。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家通常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经济制度，根本没有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西方也有人研究古代或中世纪的经济理论，但不是以生产关系为主，并未形成系统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恩格斯说，广义政治经济学“有待于创造”。吴承明认为，创造广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任务，对它的探索在苏联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
在苏联，十月革命后流行的看法是，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规律的。苏联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会自动地达成，不需要政治经济学去研究。后来经过列宁、斯大林对这种看法的批判，社会主义经济学逐渐被普遍承认，同时开始对广义政治经济学展开讨论。几经讨论，苏联的第一部广义政治经济学主要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消了前资本主义部分，代之以“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之后苏联出版的多种政治经济学论著，大都沿袭这一体系。
在中国，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讲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号召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因此，中国学者尝试并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是从研究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的。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从原始社会叙述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再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说，广义政治经济学含有广义时间和广义空间两方面意义。苏联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这是时间上的广义。中国学者探索的道路是从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国家的实际出发，可以说是空间上的广义。
苏联学者大都认为，广义政治经济学不应是各历史时期经济理论的汇合，而有其本身的统一性或者整体性。苏联长期流行的看法是广义政治经济学应主要研究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灭亡及其相继更替的规律。这种看法重点在于批判，来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时代，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永恒论、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是完全必要的。吴承明认为，今天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情况不同了。就社会主义经济来说，重点在研究它如何健全发展，而不在于批判。社会形态的相继更替原本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并非政治经济学的命题，以此来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势必导致范围狭小、内容抽象化。
那么，广义政治经济学应主要研究什么呢？吴承明认为，应避开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讨论，而求诸实践的经验。各种社会的经济都是在一定机制下运行的，否则无法持久。当代西方经济学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为主要内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前资本主义部分也应当这样，而这也就是它的统一性之所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研究它是怎样运行的，还要研究如何改进它。对于前资本主义经济，则无须考虑改进，但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天的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狭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进行阐述的，因而苏联学者在讨论广义政治经济学时，特别注意经济范畴问题。所谓范畴，就是指事物种类的本质。马克思在论“政治经济学方法”中曾提出“具体范畴”和“简单范畴”，前者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后者则可独立存在。
马克思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有一个前提，即已先做好了“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狭义政治经济学已有200年的历史，马克思本人也研究了20年，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已基本完成了。吴承明指出，今天广义政治经济学中无论是前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部分，都没有这种条件，都需要从史料或具体实践入手。因而应以实证分析为主，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填充”历史。至于具体论证方法，吴承明有一篇关于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文章，主张应兼采传统和当代各学派方法论之长，而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权衡标准。他认为这也适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运行客观规律的。所谓规律通常指事物关系和演变的内在必然性。经济运行存在规律，但发现它很不容易。马克思对此非常慎重。经典作家也不轻言规律。苏联学者喜谈规律，每种社会形态都安上一条“基本经济规律”和一系列其他规律。在这方面，他们走过不少弯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把广义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但随后他又说，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用“条件和形式”代替“规律”，大体相当于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模式，这就使我们的研究更能接近实际了。鉴于发现和证明一项规律是很难的事，吴承明主张在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多讲事实和经验，慎言规律。
恩格斯说，广义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这就是说，广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一蹴而就，必须先研究各历史阶段的经济学。吴承明认为，以中国而言，社会主义部分已有专门研究了，而对前资本主义部分的研究则有未足。在前资本主义部分，他认为最好首先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学，渐及其他。这样做有个好处，即每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学将不是一种，而有几种，以利不同观点的争鸣。
交换经济史的新思考
在政治经济学界，往往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是把交换从属于生产。在苏联，一直存在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情况开始转变。1983年，我们提出了“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这一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吴承明认为，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单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吴承明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总结生产和交换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当时，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他觉得探讨的范围狭窄了一些，无法反映恩格斯所说的交换的社会职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自己的特殊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因此，吴承明感到有必要扩大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且称之为交换经济史。
吴承明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三个含义，合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即物质交换，也是我们研究的主体；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即能量交换；第三个含义指智能交换，即信息交换。这三种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着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的原因。分工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指劳动分工，广义的分工是与广义的交换相适应的。交换除了促进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的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再生产以外，它的唯一效果是：使原来孤立的、往往自给的生产领域或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国民经济整体；又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而，交换使“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又使“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这个过程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西欧的情况和中国十分不同。
我国商业素称发达，近年来商业史研究大都盛赞历代市场的繁荣和商品生产的繁盛。但是，何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在中国迟迟不能发展？何以到20世纪80年代还要大力提倡商品生产？吴承明以为，我国较早废除了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实比较发达。但是，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应当注意到，有不同内容的商业活动，就有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交换经济史研究中，区分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十分重要，因其对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而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
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再评价
吴承明认为，政治经济学以经济实践为根据，在研究上就是以经济史为基础，我国的经济史研究有优良的传统，自20世纪30年代建立学科以来，一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或影响下发展的。在不断发展中，它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破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支配，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取得丰硕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把它进一步提高到理论研究，那就必然会对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这项研究中，他觉得入手之处应当是在中国历史最长、内容最丰富、发展最成熟的封建主义经济。中国的封建主义经济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人类古代史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种经济形式。
吴承明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较早地废除了领主经济，较早地由农奴制转入租佃制，并较早地实现土地买卖，形成了一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这种社会的封建制度不像欧洲领主制度那样僵化，直接劳动者有一定的生产积极性，因而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11世纪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许多部门都居于世界前列，商业发达、城市繁荣、文化昌盛，堪称一种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16世纪以来，我国的地主制经济制度又经历了一些重要调整，如田制的公私消长、赋役的摊丁入地、地租的定额化和永佃权的出现、雇工人身的逐渐自由等。因而，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未出现由顶峰走向衰落的过程，而是继续发展。在我国发达的、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生产结构比较稳定，自给性比较完善，地主制经济能够容纳一定的商品经济进行自我调整，加之我国早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上层建筑保护力量比较雄厚。因而，晚期虽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但发展极为缓慢，封建主义长期延续下来，直至鸦片战争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地主制与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并存。此后的百年间，中国的农业生产力仍有所增长，说明地主制经济仍有生命力。如果不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土改，它还会生存下去。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支配农村以及地主阶级本身成分的演变，近代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已不是原来的封建主义，而是半封建主义的经济。从封建主义到半封建主义，仍然是符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一个进化。当然，它也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苦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分析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已有多年，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道路还很长。吴承明曾专门讨论过市场经济和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从历史看，市场经济有个“转变”过程。什么是市场经济，没有经典定义。马克思从未用过“市场经济”一词，只讲商品经济。西方经济学，从斯密到凯恩斯，都讲市场，但未见“市场经济”一词。马克思基本上采用重农学派的市场观点，即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形成市场。农产品包括农家副业产品的交换历史悠久，但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工场手工业兴起，独立于农业而生产，为资本建立了国内市场，但还没有引起“根本性改变”。到大机器时代，彻底消灭了农民家庭工业，才为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详述了这个转变的过程：转变始于16世纪重商主义中“商人阶级”的兴起，经过市场的扩大和商业的政治化，导致生产力的大发展，至18世纪晚期，机器大工业统治国内市场转变完成，前后200年。
西方经济学中也大都论及这段过程。希克斯认为，这种转变始于重商主义时期“专业商人”的出现，然后经过了一个“市场渗透”的过程。一方面是政府渗透的，即形成民族国家，建立保护产权制度和维护商业合同的法律制度，以及货币、信用、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等。另一方面是经济渗透，主要是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自由劳动市场的建立。最后是实现产业革命，前后也是200年。诺斯称这个转变为“第二次经济革命”。产生的原动力在于民族国家的兴起、产权和制度的变革、交易费用的节约所造成的市场的有效性和竞争性。这前后约300年，中间有个“17世纪危机”。
吴承明认为，各家所说的“转变”“市场渗透”“革命”，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渡；不仅是经济过渡，还必须有政治、社会的变革。既然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经典定义，可以把这种“转变”后的经济称为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至少从李嘉图起，所研究的就是这种转变后的经济，因而，也无须再界定什么是市场经济了。在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一向比较发达，没有像西欧中世纪那样有个300年的倒退。在16世纪，我国市场也已有了“转变”的端倪。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跌宕起伏，直到民国并未完成这种转变。因此，不能把我国历史上繁荣的商品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研究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应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吴承明指出，学界对于市场经济本身看法不一，但有一点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它的主要功能应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资源配置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主权或者国家制定计划，命令行之；二是通过交易由市场调节。两者都是手段，原无绝对优劣之分。西方学者提出市场调节优于计划调节的一些理论，如“消费者剩余论”“多种帕累托最优论”，市场调节是“公共选择”“自愿行为”等，都难以实证。作为经济史研究，应从历史上作实证分析，而不是全靠理论推导。在历史上，这两种调配资源的手段常是并存的，而依环境不同，常以主权者计划为主。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势必造成高成本、低效率，并出现“比例失调”局面，这也是历史证明了的。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要正常发展，转向市场调节是不可避免的。吴承明认为，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看来比过去把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标志更符合历史实际。任何传统社会，除非中途灭亡，否则迟早会进入现代社会，这在逻辑上是无误的。但却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我国实际上就是越过“卡夫丁峡谷”，由半封建进入社会主义的。
吴承明进一步分析，市场机制究竟是如何调节生产的？一般说市场机制主要是（不完全是）通过市场相对价格即价值规律实现的。古典经济学中所谓“看不见的手”，由供求规律决定，实际也是价值规律，因为它也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资源调配被归结为劳动时间的节约和各部门间的比例分配，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在于此。不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抽象劳动”是无法计量的。因而，市场机制是通过生产价格，即成本价格加各部门的平均利润而进行的。马克思把生产价格称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价值的转化形式。以生产价格为工具的市场机制，通常仍称为价值规律。市场是不断发展的。16世纪开始根本性转变，18世纪晚期完成，西欧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面临的已是全社会和国际性的大市场，不仅市场的概念不同了，支配市场价格的原理也不同了。
因此，吴承明指出，研究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要看到市场机制的根本性转变，还要看到市场内涵的扩大和支配市场机制原理的演进。还应当看到资源的合理运用并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诸如制度、组织的改革，社会、文化、习俗的演变，尤其是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预和战略性计划都是很重要的。以市场机制而论，也不是完全通过价格均衡，因为价格信号系统之外还有非价格信号系统，平行交易之外还有垂直交易、等级交易。过去和现在，都不曾有过完全自由的市场。任何市场上都有一大堆垃圾和障碍物，阻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经济史研究就是要从最广阔的实践中，观察那些短期的和长期的效应，好的和坏的、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规律性的乃至意想不到的东西，为构造“模式”的经济学家提供材料，也为制定政策的政治家提供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