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6日，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业师严绍璗先生。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比较文学家、古典文献学家和日本学家，荣获过“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以及日本学界设置的外国人研究日本学的最高学术奖项“山片蟠桃奖”。自1994年至先生病逝，我有幸多年亲炙先生的教诲。严先生待人热情，没有架子，也最懂得尊重他人。多年前，当看到先生在他签名赠送给我的著作上称我为“学友”“学兄”时，我不免惊慌失措、胆战心惊。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先生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教育学生，劝勉世人。

　　与人为善 宅心仁厚

　　先生姓严。确实，在对学生的要求上，严先生是严格的，是高标准的。但是先生的这种严格不等于严厉，更不是严酷。他的要求并不使人感到咄咄逼人，相反，学生感受到的往往是随和、宽容和爱护。这更多是出于先生亲切暖人、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即便学生做错了事，严先生也并不当场批评，使人难堪，而是耐心地给你指出问题的所在，指出在这些方面应该秉持的原则，令人省悟，催人奋进。

　　我跟随严先生修习过不少课程。严先生上课是有提纲或成稿的，但他并不照本宣科，而是经常随兴发挥。先生上课的一个特点是边破边立，不破不立。在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也会批判对立面的观点。比如对当时流行的中华文化儒学本体论、文化河东河西论、文化现代性诠释论、儒学资本主义论、日本文化中国从属论等，先生在课堂上都有不留情面的批判。但其批判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只批判论点，不管这些论点在当时是多么的时髦和权威，而从不直接说出持论者的名字，总是以“某位先生说”“某位老先生认为”这样的话含糊带过。坚持原则，但与人为善，先生可谓宅心仁厚矣。在严先生开设过的课程中，有一门“历史文化论”。严先生自己特别看重这门课程。这本质上是一门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课程，主要关注历史文化传递与继承过程的理论问题，严先生在理论上的很多创见，皆可溯源于此。这门课严先生1973年就在北大开设过，以后常开常新。2013年，严先生以压缩的形式又一次讲授了这门课程。我有幸聆听到先生这门课程，深感在思想方法和理论训练上获益良多。

　　注重实绩 强调文本实证

　　1982年，严先生参加了三联《读书》杂志社举行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座谈会”。会上，先生提出要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是我国比较文学界第一次有人提出创建中国学派的学术构想。自那以后，不断地有中国学者呼应严先生的倡议，号召成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有些学者甚至早早打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猎猎大纛。但在三联座谈会之后，先生却绝少在学术界和舆论界谈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话题，这是什么原因呢？严先生在课堂和私下谈话里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当务之急，不是匆忙亮出大旗，而是先要创造中国比较文学的实绩。没有实绩，打什么旗子都不管用。严先生此后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就是踏踏实实、孜孜矻矻地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想和学术实践，为真正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学术大厦添砖加瓦。

　　在学术研究方面，严先生特别重视文本细读和原典实证，对有些人空谈理论的疏阔之风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严先生不重视理论，恰恰相反，严先生是在理论上极具原创性的比较文学家。他的文学和文化变异体理论及其所倡导的文学和文化发生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一大学术实绩，也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但严先生的理论阐发是建筑在谨严的文本细读和原典实证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严先生既是杰出的文献学家，更是卓越的理论家。我以为，如果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有一天终于建立起来了的话，那其中肯定少不了严先生所构想的文学文化变异体理论和发生学理论。

　　其实，对严先生所说的文本细读和原典实证，我们不必作拘泥的理解，以为只是指纸面上的东西。严先生所说的文本实际上可以扩展为社会文本，他特别强调丰富的社会和人生经验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严先生讲的实证研究，我们同样也不要以为仅是探索纸面上的文献，它也指向实地的文化踏查和文化体验。在培养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者的过程中，先生特别强调学生应该努力取得双边文化的实证性经验。他也千方百计地为学生创造去相关研究对象国访学的条件，以使他们具备对于对象国的基本文化经验。

　　拳拳赤子心

　　严先生对北京大学有深厚的感情。北大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平等、科学和爱国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严先生。2020年，我曾受北大中文系的委托采访过严先生。在采访中，严先生表示，人文学者要发扬五四精神，就一定要忠诚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这其实是先生的夫子自道。

　　严先生1959年入学北大，1964年留校任教，不久即响应国家和学校的号召，到湖北锻炼，还到过首钢、十三陵水库等地劳动，后来又到北大江西分校任教。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先生仍然甘之如饴，甘做人民的老黄牛。1974年，先生受京都大学之邀，作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友好访日团”的一员访问日本。在日期间，先生会见了包括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等在内的两百余位日本中国学家。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先生浏览了该所收藏的大量珍贵汉籍，尤其是目睹了《永乐大典》原本残卷，心里大受震撼。多年以后，先生自述这次东瀛之旅使他“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愤和惆怅融成难以名状的心情”。这成为日后先生勉力从事“汉籍流布日本”调查的原初动力。

　　对孔学儒学，严先生一向秉承一分为二的辩证看法。严先生的主业之一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对相关领域中一段时间以来的不良倾向，他甚为忧虑。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在内，曾经大肆劫掠过中国的珍贵古籍和文物，有些学者却明里暗里为这种劫掠辩护，说什么这些古物运往外国比留在中国还要安全，对此不应责难。严先生对这种论调甚不以为然，认为且不说古物运往国外的过程中损毁有多么严重，比如将中国的精美壁画从原地割裂，将庄严肃穆的宗教塑像砍头去臂，退一万步说，就是这些古物安全地运到国外，也经常会有损毁，尤其在像德国这样多战争和像日本这样的多地震火灾的国家。先生经年累月地从事海外尤其是日本所藏中国汉籍善本的调查工作，他言谈中经常说到，应该想办法让日本归还从中国盗窃的海量文物和图书。

　　严先生对日本的中国学史有着甚为深湛的研究，著有大著《日本中国学史稿》。日本早期的中国学研究大家，常常会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对于这种学者，先生在肯定其学术贡献的同时，也会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漆永祥教授回忆严先生，也说起先生对日本学界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诸多做法，往往显斥驳辩，毫不模棱。“先生严苛之学术态度，与拳拳赤子之心，即此可见！”漆教授所言甚是。

　　严先生的名字中有一个难读字，就是“璗”（dàng）。璗者何？金之美者，与玉同色。名若其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金昭玉粹的人。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先生之风，苍苍泱泱，山高水长。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