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健康发展新格局、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努力，用新发展理念重塑健康观念，以新健康观为指引，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用可负担的经济社会成本筑牢人民健康的基石。

　　树立健康新理念

　　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疾病和健康的理解与认知不同，对健康内涵的理解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为维护健康而付出的行动与代价，从而影响资源配置。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对健康的认知从最初的“躯体健康”转向“躯体、心理和社会的完好状态”，相应的，现代医学的发展从技术层面消除身体上的各类疾病转向从躯体、心理和精神层面诊治各类疾病。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人类社会为维护健康所做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对疾病的认知探索和诊疗技术快速发展上。然而，这种健康价值观也反映出现代生物医学发展面临着内在困境：“见病不见人。”

　　在当前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疾病谱已经发生显著变化，慢性病成为老年人的常态，越来越多的人带着慢性病生存数十年已是全球普遍现象，在这样背景下应重新认识健康、树立新的健康观，从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视角来定义健康，即健康是指人面对环境挑战时身体、心理、社会和社交的自适应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并保持形神合一，形成人与环境相对和谐、有序的状态。新的健康理念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追求人的整体性和对社会环境的自适应能力，强调健康并非与疾病对立，维护健康的本质在于体现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自我负责特征，这也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前提，只有人人自我负责，才能最终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

　　在新的健康理念下，我国卫生健康体系应做出“三个重构”：重构关于个体和人群健康的“系统观”，追求人身心合一、与环境和谐；重构卫生健康服务供给体系，将其发展重心转向“如何维护健康”；重构卫生资源配置，强化“以疾病预防和机能促进”为核心，促进预防保健、诊疗、康复等卫生保健服务的联动与整合，发挥卫生健康体系有限资源的整体效能。

　　积极优化资源配置格局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的健康领域中长期战略规划，成为我国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我国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积极优化资源配置格局。

　　优化卫生健康资源配置结构，保持全社会医疗卫生费用合理有序增长，促进健康与经济发展实现良性互动，这是保证“健康优先”的前提。“健康优先”意味着经济社会大系统的治理与资源配置要以公众健康作为优先选择。从健康投资和生产函数看，维护和促进一国公众健康需要投入与之相适应的资源。理论上看，投资于促进公众健康的资源（费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提升公众健康水平不仅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而且通过促进健康消费和投资以及正外部性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另一方面，用于促进和维护公众健康的资源投入作为经济社会大系统中有限资源的一部分，其不合理的增长将会挤出原本可以用来投资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升反过来会通过饮食结构和营养健康消费来促进公众健康水平提升。那么，从健康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看，何种效应占优，这不仅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下的卫生健康资源投入（费用）总量，更取决于资源配置结构。即卫生健康领域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在城乡之间、在区域之间、在公共卫生与医疗体系之间、在不同层级的诊疗体系（一、二、三级医疗机构）之间以及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均衡配置。在卫生费用总量增长的同时，我国亟待优化卫生领域资源配置结构。调节资源配置结构失衡、提升卫生资源配置效率是解决我国“看病贵”难题的关键，也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推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物质基础。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需要早日解决“看病贵”难题，优化卫生健康资源配置结构，提升有限资源的配置效能，以可负担的成本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实现供需双侧有效管理

　　一方面，以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卫生服务模式为切入点推进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供给侧改革。优质高效整合型卫生服务模式是以人的健康需求为核心，整合疾病预防、健康管理、疾病诊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于一体，为公众提供专业化分工、衔接有序、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卫生健康服务。整合型卫生服务模式突出疾病预防环节和基层医疗体系在维护健康方面的基础性地位，发挥其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这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卫生体系整体效率的关键。

　　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服务碎片化的具体国情，赋权各地方因地制宜探索诊疗服务体系纵向整合及其与疾病预防和康复体系横向整合的不同模式。探索研究不同类型整合模式下不同类型卫生服务提供机构、社会公众、医保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寻求多方共赢解决方案。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文化差异大，各地区对当地卫生体系改革带来阵痛和成本的承担能力也不同，探索和总结适合不同地区经济社会管理和文化特征的卫生服务整合模式，在相似地区审慎推广。同时，强化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人才培养和医生职业发展制度建设，夯实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的“健康守门人”地位。完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规范培养方案，完善基层医生薪酬制度和职业发展制度，增强基层医疗体系对优秀卫生人才的吸引力，从根本上推进基层卫生体系人才建设和制度建设。

　　另一方面，探索新模式引导公众对卫生健康服务的合理需求。人类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来自于对健康的需要，因此，对卫生健康服务的需求是“表”，对健康的需要才是“里”。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存在“小病大看”的“不合理需求”，这既有百姓不信任基层医生专业水平、对疾病与健康认知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基层确实难以留住好医生的客观因素。我国当前对于需方的管理基本上靠医疗保险报销比例的经济激励来引导百姓到基层首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百姓支付能力增强，这一措施往往难奏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可以探索逐步改革方式，在目前基础上采用“基层首诊奖金”方式，对一定时期内按照基层首诊、逐级问诊的患者以“基层首诊奖金”方式全部返还给这部分人群，即政府投入采用“补需方”，让百姓采用用脚投票方式去选择服务好的基层机构，这样一是改变百姓就医行为，激励其到基层首诊；二是以百姓的用脚投票方式遴选基层服务能力强的机构。同时基层医疗体系不再采取收支两条线，而是收取就诊患者的“人头费”。此外，各省市要结合医疗大数据建立公众就医信用系统。

　　无论是落实健康新理念，还是卫生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管理，都需要国家层面和省市地方层面一系列制度改革和顶层设计。要转变我国当前“重治轻防”卫生服务模式，构建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卫生健康体系，探索新发展阶段下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共同努力的政策协同体系，以更好实现健康中国建设的发展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后疫情时代我国卫生资源结构性失衡考察与优化配置路径研究”（21AJY01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