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宁生（1930—2014），民族考古学家。江苏灌云人，生于南京。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留校任教。次年转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参加四川茂汶、凉山、黔西北、滇东北的民族调查。1964年调到云南省历史研究所。1979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长期从事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云南考古》《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民族考古学论集》《铜鼓与南方民族》《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等。

　　汪宁生先生在治学中，将民族学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相互交融，形成个人独到的学术特点。他的《云南考古》一书，对我了解云南的考古史和云南历史，裨益多多。汪先生早年对沧源岩画的研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先生对纳西学的研究不多，但他的几项研究，对纳西学研究特别重要。他发表在《思想战线》1981年第5期的论文《纳西族源于羌人之新证》介绍了东巴教木牌画，读后使人耳目一新。在各种东巴教的仪式上，可以看到一个独特的宗教艺术奇观，名目繁杂的各种祭坛上插着很多用松木制作，长25—40厘米、宽4—5厘米的木牌，上面绘着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图画。在一些林木森森的水源处，也会看到这种环绕水源而插的木牌画。这是纳西山民用于祭祀司掌大自然之精灵“署”（svq）的，相传水源是它们喜欢的栖息地之一。这种奇特的宗教木牌画历史悠久，汪宁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认为，东巴教木牌画与我国西北地区汉代遗址出土的人面形木牌有传承关系。这种西北出土的木牌在考古报告中称为“人面形木牌”“木橛”或“杙”。1906—1908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首次发现。1927—1934年，中国、瑞典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居延汉代遗址时，此物又有大量出土。20世纪70年代在居延出土的大量汉代简牍和文物中，亦有这种木牌。人面形木牌一般长20—25厘米、宽4—5厘米，多将一端削尖，另一端作平头或楔形头，其上用黑红两色绘一个人面形象，状极狰狞。这种木牌形状大小与东巴教木牌画大体相同，亦是用于插地祭祀，只是就所绘内容而言，人面形木牌比东巴教木牌要简单得多。敦煌与居延等地自古就属于古羌人活动范围，木牌画鬼神插地祭祀之俗，原应是羌人的古俗，作为古羌人后裔的纳西人沿袭了这种古俗。

　　在阅读了汪宁生先生的这篇文章后，笔者开始留意国内外相关的一些研究，也注意到东巴教木牌画的一些独特特点。汉代出土的人面形木牌上只用黑红二色绘各种奇形怪状的鬼神面孔，而东巴木牌画上的内容则丰富而复杂，集各种神灵鬼怪、人物和大自然事象于一体，有的还以象形文表明其内容，鬼神形象绘得比较细致。可见，东巴木牌画是在古羌人木牌画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宗教绘画形式。东巴图画象形文字在东巴教和纳西族民间都称为“斯究鲁究”，即“木头和石头上的痕记”或“木之记录，石之记录”，这也意味着石上的画和符号（诸如岩画）与木牌上的画和符号可能是纳西族最古老的文字表现形式和载体。

　　笔者后来在国外一些研究本教的书籍，诸如德国霍夫曼的《西藏本教历史概要》和杜奇的《西藏宗教》等书籍中发现藏族本教的仪式上也使用一种尖头形木牌画，上面绘有神灵和其他图案。本教与纳西东巴教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二者都与古羌人的宗教文化有关。在敦煌出土的反映藏族前佛教本土文化的吐蕃文书中也发现了与东巴经内容极其相似的内容。这些都可以作为敦煌等地出土的“人面形木牌”与东巴教木牌的渊源关系的佐证资料。法国人类学家克里斯蒂娜的调查中提到，纳西人（摩梭人）巫师达巴作法时，他总是在祭坛上或者在地面上放上一个内插蒿枝的花瓶、几盏酥油灯、几杯酒、净水、几碗奶油、盐巴、茶叶、白米和苞谷，作为神的贡品。当时机合适时，达巴会加上几个牙鲁（yu le）面偶或者是几个草人。如果他还有其他宗教用具，还会使用未上漆的木牌“夸普”（kuaper），这是一种用于宗教仪式的木牌，纳西族称之为“夸标”（k’o-byu）。

　　汪宁生先生还写过《彝族和纳西族的羊骨卜——再论古代甲骨占卜习俗》一文，独辟蹊径地对三种羊骨卜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对彝族、纳西族和甲骨文羊骨占卜方式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也看到汪先生治学的严谨。他在1961年10月、1962年9月先后两次去丽江，向年逾古稀的东巴和君长、和芳了解东巴的羊骨卜，丽江的吴积仁先生帮助翻译，记录了《东巴羊骨卜之书》。汪先生在这篇论文的注释中说：“此书原由报告人和君长、和芳口述大意，由笔者记录。由于笔者不懂东巴文，深恐有误，过去简报中只略举数条为例，全书迄今未敢公布。这次承云南历史研究所和志武先生重加审校，最后定稿。谨致谢意。”

　　汪宁生先生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在对古代内地甲骨习俗和凉山族、纳西族羊骨卜逐一进行比较和对照之后，我们的印象是，古代骨卜当还处于不加修治直接灼烧的阶段（特别如齐家文化骨）时，和西南这些少数民族现已保存的羊骨卜很多方面一致，只是到了殷商时期，不仅兼用龟甲，而且发展出一套修治钻凿的技术，并在甲骨上刻辞，引起了占卜具体方法的变化，两者才形成了差异。即使如此，在用过卜骨之埋藏，卜兆之名称，释兆的原则，一事多卜的现象，卜书的体例，对羊骨卜的重视等方面，古今仍可相印证。这再次证明古代同卜和西南少数民族羊骨卜有着共同的渊源。”

　　在1961—1962年期间，汪宁生先生两次到滇西北地区从事民族调查和考古调查，虽然那时没有调研藏传佛教寺庙的任务，但出于学者的敏锐和思考，他对中甸（今香格里拉市）的归化寺（松赞林）、丽江的五大寺——福国寺、文峰寺、指云寺、普济寺、玉峰寺等寺庙进行了调研，撰写了《记滇西北几个喇嘛寺》。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上述藏传佛教寺庙很少有细致的调研，因此，汪先生的调研报告更为珍贵和重要。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对丽江五大寺做过一些调研，深感之前资料的缺乏，汪宁生先生的民族志考察资料，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对这几个藏传佛教寺庙调研资料的欠缺。

　　汪宁生先生也是对丽江市永胜县的他鲁人（他留人）最早进行调研的学者。他在1962年9月至10月对他鲁人的聚居地进行了民族学调研，共调查了10个自然村、对307户他鲁人家庭进行了婚姻史调查，又重点调查了10个典型户。他的这次调查以家庭和婚姻为主，深入调研后，于1983年在《西南民族研究》上发布了调查报告。

　　2000年5月，我和汪宁生、林超明先生应瑞典国家远东文物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隆德大学东亚、东南亚研究中心的邀请，赴瑞典讲学访问。其间，我们多次参加聚焦中国西南民族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瑞典之行，我发现了汪宁生先生的两大特点，一是他的英文讲得不错，可以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用英文发言。二是他喜欢认真地记录。这给我很深的启示。汪先生的《始信昆仑别有山——海外游学日记选辑》，便是其边走边记的成果。

　　这次一起出国，我们在一起讨论了一些问题，我感受到汪宁生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的思维以及宽广的思路和视野。他能从一些平时不为人注意的考古资料中发人所未发，敏锐地发现很有价值的问题。他在民族学与考古学资料相互比勘印证方面的民族考古学成果，多为学界所推重，这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单位：云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