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过一本文化自述，叫《且说这根芦苇》，说的就是我自己。

　　虽然芦苇并非珍品，只是野生草芥，但自喻为芦苇，倒还真不是我自己的创意。这个比喻，来自17世纪法国一位哲人，他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

　　会思想，是人有别于其他所有一切有生物的标志，由于会思想，人才曾被礼赞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才成为地球的主宰。但人亦可以其他性质与特点被喻为其他的事物，那么，法国先哲为什么把人比喻为“芦苇”？我想，不外是因其平凡性与易损性，就平凡性而言，人的确如草芥，就易损性而言，人何尝不是“一岁一枯荣”？

　　毋庸讳言，与“灵长”之喻、“精华”之喻相对比，“芦苇”之喻，远没有那么意境高远、精神昂扬，而是要自谦得多，沉郁得多，甚至有些怆悲……

　　我在青壮年时代是衷心而热切地赞赏“宇宙精华”“万物灵长”一说的，作为奋斗过程中的精神目标，作为沮丧时的“强心针”，也作为“精神危机”时的“救生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离“精华”“灵长”说渐行渐远，而日益认同与信从“芦苇”说，特别是随着自己进入年老体衰状态，眼见北大同窗老友不止一个相继作古，自己最亲近的儿子也英年早逝，我更是痛感人的易损性、速朽性。

　　“会思想”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基本特征，但真正意义上“会思想”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在“会思想”这一点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声称自己是“会思想”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宣称“我思故我在”。只有以思想为业并以其思想的深邃、思想的魅力而具有广泛悠远的社会影响者，才无愧于“我思故我在”的自我认定。坦率地说，我远没有达到这个份儿上，我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范畴而进行一些思索而已，由于我从事的是思想含量比较高的文化工作，要能应对下来就必须强迫自己多思，而自己也还算比较勤劳，于是几十年下来，也就自认为算得上“会思想的芦苇”了。

　　在数十年的学术文化生涯中，我基本上是只顾埋头笔耕出成果，而较少刻意追求名气的最大化、社会影响的轰动性与深广度。我的认识与准则很明确，那就是成果才是通行证，出成果才是硬道理，有了成果就有了其他。

　　一切以出成果为终极皈依，能不参加的会议尽量不参加，能谢绝的社会活动尽量辞谢，能简化的礼仪来往、交游交际尽量简化，集中精力与时间出产品、出成果，出了一本书后紧接着就投入新的一本书，完成了一个项目后立即就投入了新的一个项目，喘息是很少见的，停顿罢手更不会有，可以说做到了“出成果至上主义”。我如此坚持数十年，总算以两书柜的劳动成果享有了相当高的知名度，真还实实在在证实了别人恭维我的那句话：“著作等身。”

　　我生平拥有很多热心的读者（今称为“粉丝”），其数量恐怕是相当之大，仅主动热情写信的、索取签名的、索取赠书的、索取“墨宝题辞”的就不计其数，在我风华正茂的时候，还曾得到过不止一个红颜读者的特别青睐，其中有一位某个大城市的大学生特别令我难忘，她的热情显然超出了一般读者，她的聪慧与才能也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来信倾诉读书心得，寄来她所描绘的萨特素描，而且还赠送过感人的小礼物……我视热心读者为我的上帝，备加珍视我与他们的纯粹神交的关系，一直恪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对他们索取签名、题词、赠书的要求有求必应，而且在赠书方面格外慷慨大方；另一条是，从不谋面，力避谋面，以效钱锺书“母鸡能生蛋即可，何必让它见人”一语之智慧，即使与上述热心的红颜读者也仅限于纯文化的神交，终未见面。

　　但在前几年夏天，不见读者的规矩，被我打破了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有位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位姓朱的热心读者，此君早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在一家银行任中层干部，是一位真正的“法兰西文学之友”，专门收集有关法国文学以及法国文化的书籍，藏书品种之齐全、藏书数量之巨大令人惊奇。他托人向我转达一个要求，希望我为他所藏的一部分“柳氏文化学术产品”签名，我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考虑到他这种兴趣已发展成一项藏书事业，而且已经达到了一个专业图书馆的规模，值得大力支持，又考虑到他要求我签名的书并非区区小数，而是相当大一批，我便索性慷慨到位，玉成其事，约他把要我签名的书带到我常请客的那家陕西餐馆，而且因为凡是法国文学的书他都收集，所以由我作东邀约罗新璋与谭立德两位老友也参加，让朱君把他们两位的书也一起带来。到时候，四位都如约而至，朱君开车载了好几大箱书，绝大部分都是柳某的“劳动产品”，于是，在一个包间里，享用这家的招牌菜葫芦鸡之前，我们三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总算帮朱君完成了他的心愿。说实话，我即使只在每一本书上签一个名，总数好几个纸箱的书要签完也是一项“体力活”，何况我握笔的右手已归“帕金森氏”所有……书摊了一大桌子，我每签一本，朱君就把它们在墙边摞上，一本一本添加上去，最后，朱君把我签完了的书全摞在墙边，其高度达到了一米八九，据朱君称，他只带来了他的一部分“柳氏制造”，还有相当一部分，实在不好意思全都带来……至此，罗新璋君按他每逢聚会都要摄影几张的习惯，又掏出他的精巧相机，朱君当然也带上了自己的相机，两人都“咔嚓”了不少张，靠墙而立的那一大堆书自然在拍照之列，几位友人也一定要我站在那一堆书旁边，为我拍照留念。我从来都自称是“矮个子”，实际身高仅一米五九，墙边那一堆书的高度，显然超过了我本人，算是以最低达标程度印证了我是“著作等身”。这张照片后来流传到了网上。

　　除一个“著作等身”的评语鉴定和一大群读者粉丝外，还有我在文化出版领域中所拥有的广泛人脉。这绝不是靠请客吃饭、施惠送礼、拉帮结派、讨好卖乖、曲意逢迎等世故俗套的方式所赢得、所建立的，所有这些世俗方式恰巧是我最不擅长、最不适应、最无能为力的。而且，即使我有这份才能，我也没有这些世俗方式所必须依仗的权力加地位与财富等“硬件”。

　　我在文化出版领域人脉形成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是《法国文学史》《萨特研究》“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70卷）、《世界短篇爱情小说选评》“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西方文艺思潮论丛”等产品在社会上取得较为轰动的效应，其学术文化观点与独特的出版创意给了读书界与文化出版界深刻的印象，加上我又在“共鸣”问题全国性论争、批日丹诺夫论断、为萨特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等文化学术事件中扮演了主角，全国文化出版界恐怕都已熟知我的名字，并开始对我建立了文化学术的信任。随着人脉的广延，学术文化项目一个接一个地纷至沓来，委托给我，于是，又陆续有一大批主编项目成果成功问世。发展到这种局面，人脉已经不需要去刻意建构疏通，而是自动延伸，派生繁衍，而我则坐收其效。到了退休以后，国内出版机构登门拜访的老总与编辑人员仍络绎不绝，诚邀力约，委以重头的项目。幸亏我离老年痴呆还很遥远，脑力尚充分够用，居然也做成了几件令人瞩目的事情，主要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丛”（已出21种）、“本色文丛”（已出34种）、“外国文学经典”（已出60卷）、《世界诗歌经典作家》（20卷）、“世界散文八大家”（8卷）、“世界名著名译文库”（87种）。从已出成果的项目来看，我的工作范围已经从我的本专业扩到了整个外国文学领域。如果说我在组织本专业的大型项目时以自己已有的地利人和之便而得心应手、顺利通行的话，那么，有的项目跨出了我的专业学科范围，便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问题了。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个问题都相当顺利地解决了，解决方式很简单：我需要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专家或其他语种的学者、教授、译者合作时，一般总是写一封诚邀的信件或打电话，对方是我所敬重的、心仪已久的，同样，我也是被对方所熟知的，只要互报姓名，合作几乎成功了一半。这种情况似可谓人脉自通，但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合作，往往是项目已经作成，而双方却一直尚未谋面，我与不少文化名家的关系都是如此，如在“本色文丛”中与邵燕祥、李国文、韩少功、陈建功、钟叔河、止庵、毕飞宇、肖复兴、王春瑜、屠岸、蓝英年、潘向黎，在“世界名著名译文库”中与英美文学专家孙致礼、殷企平、吴钧陶、方华文，与俄语翻译家臧仲伦、徐振亚等。总之，人脉就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

　　我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草根学者，我只是要做书、编书，为了做书、编书，我有这点人脉就足够了。在浩瀚的学海中，我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不过是萤光之一闪；在辽阔的时空中，我不过是一根速朽的芦苇……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