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1911—2013），河北枣强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对我国的申遗工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申遗第一人”。侯仁之对北京历史地理尤为关注，对北京市水系的开发与利用、北京城的起源、北京历史地图的编纂以及旧城规划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轴线，是北京市历史文化、城市景观与规划的“动脉线”。从空间来讲，中轴线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中脊，从时间而言，又是一条从元代一直绵亘至今，并且今天仍然在不断延伸的时空轴线。侯仁之从历史、地理、宗教以及城市规划等多方面深入探究中轴线对北京城市的多元价值，构建起完整而立体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对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及其长远保护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从人地关系互动的角度勾勒出北京中轴线的发展脉络

　　北京中轴线并不是一条完全人为的线，而是根据自然地理因地制宜的结果。元大都的设计，主要是利用高梁河水系上的湖泊作为设计中心，因此元大都中轴线的中心（中心台）就是在积水潭东岸选择一个点，并沿着这一中心点向南延伸，形成一条刚好穿过钟鼓楼与皇城正中的线，由此形成了左右整饬且对称的格局，这就是最初的北京中轴线。今什刹海东侧的随形石刻上刻有侯仁之所写的《什刹海纪》，谈到什刹海和中轴线的关系时说“紧傍东岸确定全城规划设计之中轴线”，一语交代清楚了中轴线与水域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因地利而筑城的传统。《管子·乘马》有言；“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这说明早在先秦时代，城市营造就已经充分考虑到自然地理的因素了。元人熊梦祥在《析津志》中写道：“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先王脉络，以成大业。”元代对河湖水系的导引和宫殿市区的规划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元大都以中轴线进行城市设计固然有着深厚的文化与历史传统，然而凭借地利与水路对传统的城市中轴进行改造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的首创，侯仁之将其置于人地互动的关系中进行考察，无疑点出了北京中轴线绵延至今的生命力所在。

　　最初的中轴线向南不断延伸，侯仁之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面南而王”的理念，并且从环境气候的角度揭示了这一观念存在的深刻原因。华北平原一带冬季盛行西北风，因此决定了房屋建筑不开北门，只开北窗，有的甚至连北窗都没有，这种门向南、窗向南的格局利于冬季较低的太阳光直射进入房屋，所以紫禁城的宫殿一律面向正南，最初中轴线的延伸也自然向南延伸。这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可以看作民族文化以中轴线为载体并反映在建筑形制上的生动案例。

　　明代时，皇宫南缩东移，中轴线与新的钟鼓楼也随之东移。新的中轴线位于湖泊的东岸，没有任何自然地理上的障碍，更易于向南延伸。中轴线的东移，既是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城市格局与自然地理之间的互动与嬗变。与此同时，中轴线的中心向南移至万岁山（又称为煤山、镇山，清改为景山），以此标志改建以后北京全城的中心。

　　明清时期北京中轴线北起于鼓楼与钟楼，向南穿过紫禁城和景山，最后止于永定门，全长7.8公里。侯仁之认为“这是明清北京城在平面设计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并对明清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艺术予以充分肯定，将天安门、午门和太和殿视作中轴建筑群艺术处理上的三个高潮。

　　全面看待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价值

　　正确处理紫禁城与中轴线之间的关系。作为文化遗产，紫禁城与北京中轴线虽然属于不同的保护个体，但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侯仁之先后在中国紫禁城学会第一次、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上将二者的保护问题置于一起讨论。实际上，紫禁城是北京中轴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反之，中轴线的保护又可以看作紫禁城遗产保护的延伸与补充。中轴线所蕴含的对称、中正、整饬的美学理念和设计原则正是紫禁城建筑群的核心要义，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长远看，对中轴线与紫禁城进行整体性保护并不是公共资源的重复与浪费，而是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加强与提升。

　　将中轴线看作一条带状的文化系统。侯仁之对北京中轴线研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将其置于一个庞大的时空关系中予以考察。既然如此，中轴线的价值不应该局限于一条孤立的“线”，而应该是一条丰富的、有多层文化意蕴的、呈现出带状分布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内，既有古代皇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钟楼、鼓楼、景山、紫禁城、天坛、先农坛与永定门等，也有代表宗教文化的碧霞元君庙、火德真君庙和广福观等，还有包括前三海、后三海与大运河在内的水利文化以及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市井文化、胡同文化、非遗文化……

　　“两个文明”导向下的文化传承。侯仁之曾专文谈及首都的两个文明建设，他以新中国成立后中轴线上天安门广场的建设为例，认为这体现了从“帝王至上”到“人民至上”的转变，并且只有从广场过去和今天所企图表现的主题思想来加以揭示，才能真正看到问题变化的实质。侯仁之启示我们对中轴线的保护不仅要注重物质文明的改造，更要关注精神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北京中轴线的“三个里程碑”建设

　　侯仁之对中轴线的观察和思考非常深邃，一方面，他从历史、地理、宗教、思想等角度搭建中轴线研究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又将探究的落脚点最终放在了北京城市的规划上，凸显出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原则。今天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核心也不单单是对历史遗产的纪念，而是用“古为今用”的方法，加上“洋为中用”的胸怀，将城市的昨天、今天以及明天串联起来。如果说现实中的北京中轴线是一条几何状的“线性”文化遗产，那么在此之外，侯仁之又构建了一条以时间为轴的“中轴线”，这就是侯仁之提出的北京中轴线的“三个里程碑”建设。

　　北京中轴线“三个里程碑”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理论的肇源期。契机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顺利召开，以及由此决定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侯仁之最早于1991年5月14日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正式提出“三个里程碑”的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理论的成型期。其标志是侯仁之发表在《城市规划》1994年第6期上的文章《试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三个里程碑》，文中正式提到“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即紫禁城的建设；第二个里程碑，是天安门前人民广场的扩建；第三个里程碑，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建设。

　　第三个阶段，是理论的深化期。契机是《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的颁布，侯仁之特此撰文《试论北京城市规划中的三个里程碑》，文中对第三个里程碑的表述比之前更加具体，其中提到“这一区域（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西两侧）公共建筑群按计划的完成，就真正可以看作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中的第三个里程碑了”。

　　“三个里程碑”的提法，反映了侯仁之对现实的观照。就学理而言，也是他素来所主张的，跨学科理论在北京中轴线上的一次成功实践与应用。“三个里程碑”的实质是中轴线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他在1973年对北京中轴线进一步改造的展望中，不无期许地说道：“沿着这条传统中的中轴线也必将有更加雄伟、更加壮观的远景出现。”

　　“三个里程碑”反映了北京中轴线不断延伸的历史过程。对于中轴线的南拓，侯仁之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节点，即中心台、万岁山、天安门广场，它们在不同的时期既是中轴线的中心，又是全城的中心。三个中心的南移，不仅体现了中轴线发展的动态过程，而且有其深刻的政治思想意蕴，中心台南移至万岁山，反映的是封建旧政权的更替，而从万岁山南移至天安门广场后，反映的是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轴线不啻为一条民族命运发展的时间轴线，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史诗进程。

　　如今，北京中轴线仍然不断向南北两个方向延长，这既是科学规划的结果，也与侯仁之当年对北京中轴线的深入研究与理论建设密不可分。他饱蘸对北京城市建设的热爱写下“但愿拭目以待，早观厥成”，今日中轴线南北延长线上大型文化体育建筑林立，一个传统又现代、包容又奋进的北京城已蔚然成型，北京中轴线的申遗工作也已步入快车道。这一切，应该已足以了却他生前夙愿。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长城文化带研究”（18ZDA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