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仪文集》十卷,装帧精美,于1992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由著名油画家罗工新题写书名,中宣部原副部长林默涵作序,蔡仪的一批学术追随者与弟子集体参加编辑,当然还有他自己的亲属与后人。我于2007年冬开始回忆并思考蔡仪的时候才见到十卷本《蔡仪文集》,即使是原来对蔡仪的学术业绩一无所知的人,仅从这部文集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享有庙堂尊荣的学者,他有一批忠实的学术追随者,是主旋律文学理论中的巨擘。
文集的主体部分是蔡仪的几部专著,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版的《新艺术论》《新美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新美学》增写本以及《新文学讲话》等,也包括由他主编主笔与其他人合作而成的《文学概论》与《美学原理提纲》,此外便是上百万字的单篇论文与序、跋、后记之类的文字以及早年所写的若干散文、诗歌与短篇小说作品。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是他一生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学术探讨精神与勤劳不息、专心致志的笔耕生涯的缩影。
《蔡仪文集》十卷本虽然客观地呈现了蔡仪全面的学术活动,不过,我注意到,它也有一疏漏,那便是忽略了蔡仪的一个重要的业绩——主编《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在我看来,此项业绩的重要性似乎并不亚于他的一部专著。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不定刊期,创刊号问世于1957年夏,当年出两册,1958年出版了四册。从创刊到此时,皆名《文艺理论译丛》。1958年后,该刊改名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期出得很谨慎,连发刊词也没有,只有一篇篇幅不长的“编后记”,关于刊物的主旨,是这样说的:“本刊想要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理论著作,包括各时代、各流派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作家有关基本原理以及创作技巧的专著和论文。以古典论著为主,但在必要时也介绍有特殊意义的当代文章及其他资料等。”创刊号特别发表了马克思的两篇评论和恩格斯的一篇评论,都是从他们的论著中节选出来的,这可以说是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致敬。
创刊号以后,首先从巴尔扎克切入(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盛赞这位法国作家),围绕巴尔扎克现实主义问题的经典文献几乎都译介了出来,从巴尔扎克本人著名的《人间喜剧》序言和其他阐释自己创作意图的文章到文学史上多位权威批评家、作家如泰纳、左拉对巴尔扎克很有深度的剖析评论。如此一开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做法与风格:每期集中一个中心议题,把这个中心议题应该包括、应该涉及的各个方面的经典文献和重要资料完整地译介出来,总之,译介得比较全、比较透,每一期就是一份完整的文献资料。
巴尔扎克以后,接着是18世纪西欧古典美学问题。在这里,狄德罗、黑格尔几位美学巨擘的显要名篇和厚重论著的章节应有尽有。紧接着,又上溯到源头,是古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当然,这里少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维吉尔,然后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论,有意大利的但丁、法国的七星派与西班牙的塞万提斯的高论。接着是17—18世纪欧洲作家、批评家的文学评论,德国的莱辛,法国的费纳龙、狄德罗、莫里哀,英国的约翰逊、德莱登这些大家的文论皆入选。对于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更有较多的关注,先后投入三期的篇幅,第一期的中心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论,在这里渥兹华斯、柯洛瑞奇(柯勒律治)、雪莱、拜伦一一现身说法;第二期的中心是法国浪漫派的文论,雨果、斯达尔夫人和夏多布里盎这些风云人物全都在列;第三期的中心是东欧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兹、裴多菲等人的文论。不难看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抱有梳理欧美文学史、批评史的愿望,虽然编辑的顺序不一定完全符合历史的顺序,但它至少是呈现出了历史发展的一个大致轮廓,使中国的读者读到了批评史上那些起过重大影响的甚至引发出文学发展倾向的鸿篇,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柏拉图的《对话录》、维吉尔的《诗艺》,到但丁的《论俗语》、锡德尼的《为诗一辩》,到狄德罗的《论戏剧艺术》、康德的《美的分析论》、黑格尔的《论美为理念》,到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夏多布里盎的《论神秘的性质》、雨果的《〈欧那尼〉序》、渥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雪莱的《为诗辩护》等这些在文学史、批评史带里程碑性质的经典文论,过去中国的文化界、批评界只能在史书中见其名、闻其音,而今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得以见其真身了。
这是“经”式的译介,即按时序、按历史发展的译介。还有“纬”式的译介,即按问题、按题旨的译介。两种方式各占了这个刊物的一半期数,各拥有两三百万字的篇幅。
第二种纬式译介,一期是以悲剧问题为中心,集中了批评史上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深刻见解的理论家、文学家的文论,从高乃依的《论悲剧》、莱辛的《关于悲剧的定义》、席勒的《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原因》、黑格尔的《悲剧的原则》,到里普斯的《悲剧性》、德·昆西的《论〈麦克佩斯〉中的敲门》。另一期以喜剧为中心,所译介的古希腊时代的《喜剧论纲》、哥尔德斯密的《论感伤喜剧》、里普斯的《喜剧性与幽默》以及柏格森的《性格的滑稽》,均为富有启迪性的古典高论。此外,美学理论问题当然是蔡仪关注的重点,他用了整整两期译介了西方古典美学思想家的宏论大文,如席勒的《美学书简》、狄德罗的《理查生赞》、柏克的《对崇高与美的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荷加斯的《美的分析》、库申的《论美》、里普斯的《论移情作用》以及费歇尔的《美的主观印象》等。作为一个议论平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既展示出了其本身发掘不尽的多层次内涵,又反映出了各个时代理论批评独特的风貌,它献出了两期的篇幅搭建了这个“平台”,歌德、雨果、司汤达、柯勒律治、海涅、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盎这些富有才情的文学大师纷纷出场,献出了自己深邃而富有文采的篇章,构成了色彩缤纷的理论批评奇观。《古典文艺理论译丛》还有两期精彩的内容,一期专门译介了印度的古典理论,包括文论、诗论与舞论,还有日本古代别具一格的“艺能论”。另一期则以“形象思维”问题为中心内容,选择了从亚里士多德直到高尔基等六七十位理论家、文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与见解,提供了一份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只有深厚学力才能完成的理论资料,为整个《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画上一个十分完美的句号。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就是这样有经有纬、经纬交织,织出了一幅囊括世界美学思想、文艺理论批评的气象万千的宏大景观,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十分丰富的资料库。这资料库无疑是颇有分量、颇有能量,颇有震撼力的。它所有的译文基本上都出自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一批人文学者、翻译家的手笔,且看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朱光潜、钱锺书、金克木、潘家洵、李健吾、宗白华、杨周翰、李赋宁、冯至、鲍文蔚、杨绛、杨业治、郭麟阁、田德望、辛未艾、盛澄华、陈占元、吴兴华、吕荧……今天我们回过头望去,那简直就是一片群星灿烂的天空。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其纯正、以其古典、以其唯真、以其生命力给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至今,我仍记得我自己的一次感受与体验。那是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我从文学研究所的集刊上,读到了钱锺书所译的德国浪漫派诗人海涅的《〈堂·吉诃德〉序》一文,从第一行起,我就爱不释手,一口气把它读完了。那是一篇洋溢着诗人灵性而且又是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写就的美文,我第一次感到惊奇并得到强有力的启迪:原来对文学名著的赏析评论,居然可以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写,居然可以写到这么一种境界。这次强烈的印象我终身都未忘记。我不仅永远记住了这篇文章,而且它成为对我自己为文作评有着潜移默化影响的范文之一。
今天,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很为自己大学毕业后就被招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而感到庆幸,我为自己是从这个“进修班”里毕业出来的而感到自豪,同时,我也更加深切地感到蔡仪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的工作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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