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曾经是我们党早期的一位著名新闻工作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就投身新闻界，先后任长沙一家著名报纸《力报》的采访部主任与主笔，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颇有一番轰轰烈烈的作为。他拜会过鲁迅先生，从鲁迅那里得到过言传身教：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鲁迅逝世时，他的报纸开辟了专栏进行悼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为台儿庄战役写过大量报道，鼓舞了抗日的斗志。他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投降的丑闻与罪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震动了整个国统区。他历任《力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的社长或总编，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怪愚担任过《大众报》与湖南省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后来，他离开报界，先是去了湖南省立一中任语文教员，一两年之后才离去，而我正是在他来到省立一中时见到他的。

　　那好像是在我念高二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一直教我们班语文课的彭靖老师将一位中年人带进我们的课堂。那人年近40岁，穿一身很普通的布衣，有点不修边幅，相貌略显得怪，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定睛正视简直就有点英气逼人了。彭靖向我们宣布，这是新来的严怪愚老师，今后将由他接着教我们班的语文课。

　　彭靖是严怪愚在湖南文化界的老朋友，也可以说是严怪愚的一个“追随者”“崇拜者”。他热情洋溢、充满尊敬之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严怪愚作为著名记者、著名文化人的历史与事迹，使我们从最初一刻起，就对这位新老师肃然起敬。

　　严怪愚在学校里的教课任务并不重，好像只教我们这一班的语文并兼班主任。一开始，严怪愚的课给同学们以新鲜感，是很吸引人的。他往讲台上一站，两眼环扫课堂，透出一股气宇轩昂之势。与其说他是作为一个语文老师在讲课，不如说，他像一位文化名人、文化大家在演讲。他经常离开教材上的课文而高谈阔论、大恣发挥，特别是碰上有革命豪情的题目，他讲得更是有声有色。记得他有一次讲解高尔基的著名散文诗《海燕》，充满了激情，其目光如炬，声似雷鸣，似乎他自己就是那只在暴风雨中飞翔的海燕。

　　不过，中学语文课堂毕竟不是名家文化讲座。中学生在这里希望得到的，是丰富而扎实的语文知识与应付裕如的作文技巧。特别是在我们这班，同学们对数理化的兴趣占绝对的优势，班上一大半人皆算得上是数理化的尖子，大家一门心思就是考上一所名牌高校，没有那么多“人文关怀”与“艺文兴趣”。何况严怪愚的特长也不是讲解艺文学理、赏析艺文妙趣，在这方面，他的本领并不比那些长期执教语文课的“教书匠”更高。于是，同学们对他感到新鲜一阵子之后，兴趣就不那么浓了。

　　但是，有一件事却是我永世难忘的。到了高三下学期，临近毕业的前夕，班上的团组织找我进行了一次郑重其事的谈话，谈话的目的，当然是进行思想教育与思想帮助，因为，那时全班同学都是清一色的团员了，唯独我仍然待在“组织”之外。不过，应该说明，我也并非自甘落后，不求进步，我一直算是班上的一个“积极分子”，长期担任黑板报与墙报的“主要劳动力”，为了这个先进集体的建设，可没有少出力费劲。至于“组织问题”，我当然一直渴望跻身这个“光荣的行列”。在那次正式的谈话中，组织上开门见山地指点我“不要消极气馁”，“要坚持自己的进步要求”，“应该再接再厉”，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最后，他们还鼓励我说，据组织上的了解，“你最近一个时期思想上进步还是蛮大的嘛”。从他们这一席话里我认为入团的事情很可能“有谱了”。

　　不久以后，我总算得知了“真相”，听说此事正是语文老师严怪愚起了作用的结果。原来他在审阅我的作业时，从一篇作文中发现我“对社会主义日新月异的生活很有感受”，“很有爱国主义感情”，遂正式询问团组织为什么我临近毕业还不能入团。严怪愚这一推荐式的评语显然起了关键的作用，组织上才对我作了以上的指点，并且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我那个老大难的“组织问题”。

　　严怪愚在我们班任教的那一年中，我几乎没有跟他有过任何个人的接触。一方面因为我自知是“先进集体”中的一个边缘人物，凡事都往后缩，更不会主动到老师面前去表现，尽管当时我已经有“重文轻理”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严老师不大好接近，他脸上又很少露出笑容，而那双眼睛还肃光毕露，甚至有点咄咄逼人。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威严的人，但最后，我没有想到他对一个边缘化的小人物有着准确的理解、人文的关怀与善意的帮助。

　　严怪愚的班主任工作以一个完满的句号而告终，我们这一班在高考中的成绩极为优异，数十人的班级有将近一半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其余的则由哈军工、北航、北钢、北师大等名校全部收罗。这一班毕业之后不久，严怪愚就离开了省立一中，调到湖南师范学院去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柳鸣九——法兰西文学的摆渡人》，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