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小传
■石兴邦先生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陆航/摄
石兴邦，著名考古学家，1923年生于陕西省耀县。1949年考入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50年跟随导师夏鼐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3—1976年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76—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兼第一研究室副主任。1984年后任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著有《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发掘研究》《半坡氏族公社》等，主编和参与编纂了《辉县发掘报告》《中国原始文化论集》《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等十多部重要学术著作。发表《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黄河上游的父系氏族社会——齐家文化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从考古学文化探讨我国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及有关问题》《仰韶文化彩陶纹饰的辩证发展及其源流的考察》等有影响力的论文。
2021年10月17日，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寿之年的石兴邦先生，是我国健在的考古学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亲历了新中国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世界发展的完整历程，更亲眼见证了新中国文物工作者思想理念从考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历程。
2018年10月在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石兴邦先生荣获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写道：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期间，石兴邦先生主要负责西安半坡遗址发掘、关中地区考古调查等田野考古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中国史稿》第一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编写工作，后来又主持发掘了山西沁水下川和陕西临潼白家村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在陕西工作期间，他重点发掘了秦咸阳、凤翔和周原等周秦遗址和李家村、下孟村等原始文化遗存，建立了铜川耀州窑、汉阴、绥德等数十个工作站，开展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的发掘研究、秦始皇陵的勘探研究等工作，完善了全省的考古体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研究人员。
由于年事已高和身体原因，老先生当天未能到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代石兴邦先生领奖。
“能够替石老先生领奖，很激动也很光荣。”孙周勇说，“石老先生把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去解释早期的原始社会。《西安半坡——氏族部落文化聚落的发掘研究》是一部考古报告的经典之作，开创了新的考古范式。”
半坡遗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黄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环壕聚落，其遗存丰富，揭示了距今6000多年前，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聚落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社会组织、生产生活、经济形态、婚姻状况、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1958年建立的我国首座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就是在石老先生主持发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目前仍然展示着当年石兴邦先生提领发掘的成果。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台阶前，立着一尊石兴邦先生的半身塑像。作为西安半坡遗址发掘的主持人，他用一柄手铲，发掘出了史前文明的秘密和未知细节。
难忘师恩
从记者第一次见到石兴邦先生到多次采访后的熟识，已经过去9年。然而，首次采访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在交谈中，老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引领自己走向学术之路的诸多恩师和事业起步的工作单位。
那是2013年的初冬，《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家印象”栏目计划采访石兴邦先生，联系好具体时间后，我们3位记者来到位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东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房间内的地面和书桌、书架上，层层叠叠堆满书籍和资料，几乎无立锥之地，我们只好放弃拍摄视频的计划，改为文字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的老家，咱们是一家人啊！”刚一见到我们，老先生一把抓住我的手，充满热情地攀谈起渊源。
“1949年夏鼐先生在浙江大学任教时，我读夏先生的研究生。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夏鼐先生从浙江大学调往北京任副所长，我跟随他到了考古研究所工作。”
“我听说您刚开始师从吴定良先生学的人类学，后来为什么转到夏先生的考古？”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很莽撞地问道。
“啊！这事你都知道！看来你来采访之前做了许多功课。”石兴邦先生用手挠了一下头，并不介意我的唐突，拉过一旁的老式木头办公椅示意我坐下。
“陕西愣娃不知道拐弯子，我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去的记者。咱们坐下敞开聊聊啊……”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石兴邦原来就读的“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同年7月，还没有领上毕业证的石兴邦，以南京大学助教的身份，报考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吴定良先生的研究生。
“我记得去吴先生家待了两三天，考场就设在他家客厅，考生就我一个人。导师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德裔美国人类学者弗朗茨·博厄斯的著作《原始人的心智》，让我当场翻译第一章《种族偏见》。”
石兴邦当时还以为这只是个测验，所以一点都不紧张，用了大半天时间完成后，把自己带来的论文和译文一起交给吴先生看。吴先生看了一会儿，告诉石兴邦说，“你被录取了”。
“一个学生单独在老师家的客厅考试，成了浙江大学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我很幸运！”64年过去了，谈起往事，石兴邦先生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吴定良先生虽然脾气古怪，但是同自己的学生石兴邦相处融洽。石兴邦跟着吴先生选修了史前史、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统计学等几门课程。除了统计学需要大量数学知识，感觉吃力，其他课程得心应手，尤其喜欢考古学。
第二学期开始，石兴邦听说同一个系的教授夏鼐先生在英国学过现代考古学，学养扎实全面，不仅掌握历史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熟悉史前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夏鼐平日待人比较随和，大多数时间都在带领学生搞发掘，还常组织学生实地实习，让学生动手。石兴邦怦然心动，有心改换门庭。
“我这一生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啊！我能有今天的一点成绩，都是这些恩师一步步培养提携的结果。”说到这里，老人颇为感慨，眼眶都湿润了。“你不知道，我曾经差一点没有机会成为夏鼐先生的研究生！”
夏鼐先生不但严于律己，而且要求自己的学生也要有清白的人品和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实习发掘时，夏先生安排石兴邦管理账务。发掘结束后，账面剩余一点零钱。石兴邦闲暇时开玩笑说把这些零钱买零食吃。夏鼐先生听到后很生气，他操着浓重的温州口音，低声而严肃地对他说：“钱不论多少，咋样对待它，却是做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关乎个人道德。做考古，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一点贪念。”
事后，石兴邦诚恳地向夏先生认错，做了检讨，表达了学习考古的决心。夏鼐先生提醒他说，“我的学生首先要做人清白！只有做人清清白白，才有可能踏实做事，严谨治学”。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夏鼐先生本就同吴定良先生私交甚好，经夏鼐先生通融，吴定良先生同意石兴邦转投夏鼐先生学考古。从此，“认真、无私”成为石兴邦的座右铭。
在浙江大学，给石兴邦授课者还有讲授冷门金石学的沙孟海先生。让石兴邦记忆深刻的是，沙孟海先生讲课语言风趣幽默，充满激情。“尽管只有2个学生，老先生每次都认认真真写好讲稿，发给学生后，开始讲课。讲到得意处，情绪激动、热血沸腾，我俩傻瓜学生也跟着同喜同悲、沉浸其中。”
名师出高徒。浙江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为石兴邦日后从事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初进考古所
石兴邦记得非常清楚，1950年9月5日，是自己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报到的日子。那日，夏鼐先生身穿朴素的灰布短大衣，头戴皱巴的布质解放帽。
“我当时进单位，手续并不复杂。开始，夏鼐副所长给我来信说，他给梁思永副所长说过了，同意让我过来。听到这个喜讯，我赶忙给梁思永先生用古文体写了封信，同时给夏先生也寄去了一封。夏先生不几天就回信说，写信实在是没有必要，赶紧来报到就是了。”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先生，郑振铎是考古研究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都是副所长。石兴邦说，自己到考古所才发现，包括所长以及苏秉琦、徐炳昶、马得志等人，全所总共不到20人。而且，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早在开国大典后不几天就开始了。1949年底，郭宝钧研究员已经带队在安阳发现了一座没有被盗过的大墓。
“我还见到老一辈的尹达、侯外庐、翦伯赞、吴晗、邓拓。他们各个做事认真，都是新中国考古事业初建的见证者。”
夏鼐先生做事认真、无私，对老同志十分尊重。无论对久卧在床的梁所长，还是公务繁忙、无暇过问所务的郑振铎、尹达两任所长，夏鼐都注意经常向他们请示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对郭宝钧、徐旭生、黄文弼和苏秉琦等老先生，习惯以“郭老”“徐老”“黄老”和“苏公”相称，时常与他们商量所务，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到北京一个月后，石兴邦的聘书正式下发，文件上印着“助理研究员”。第一次任务是跟着导师去河南实地考古。彼时，所内实行导师制，石兴邦的导师是苏秉琦先生，梁思永带安志敏，夏鼐带王仲殊，郭宝钧带王伯洪。梁思永先生卧病已久，大多数时间以孱弱之躯在病榻上勉力主持日常事务，夏鼐则是唯一亲临一线的考古所领导。
河南辉县的考古实践打开了石兴邦的视野。夏鼐先生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辨认土色、土质，划分土层，判定层位关系，如何测绘图件、提取遗物、填写表格等，还经常检查他们的记录，看是否及时完成、内容有无差错。翌年4月，考古研究所为进行中原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察，同时派出两支调查发掘团。河南省调查发掘团由夏鼐率领，成员有安志敏、王仲殊、马得志；陕西省调查发掘团由苏秉琦率领，成员有石兴邦、王伯洪、白万玉、钟少林。夏鼐根据西方田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田野发掘方法和严格的操作规范，这套田野发掘方法和操作规范强调认真细致，沿用至今，一直是中国考古工作者自觉遵循的法则。
“真者，精诚之至也。”数次采访中，记者从石兴邦先生“认真”的习惯上，仿佛看到了考古所前辈们为考古研究默默奉献的身影……
1951年10月中旬至1952年2月初，夏鼐率领中国科学院湖南省调查发掘团，在长沙近郊进行古墓发掘，成员有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以及南京博物院的宋伯胤。辉县、长沙两项发掘结束以后，夏鼐先生带领石兴邦等参与人员编写的《辉县发掘报告》和《长沙发掘报告》，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两部考古报告，也是具有样板意义的两部报告。《辉县发掘报告》部分篇章由郭宝钧、苏秉琦和夏鼐本人撰写，其中大部分内容由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马得志和陈公柔等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的年轻学者执笔。
“夏鼐先生认为，编写报告是发掘工作的继续，也是培养青年研究人员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些工作流程的历练，可以使大家掌握从整理原始记录资料到器物分类排比、遗址和墓葬分期断代，再到妥善安排适当的文字表述与必需的辅助图表的全过程，以期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从而构建一整套编写报告的基本规范。”时间过去了70年，此情此景，石兴邦记忆犹新。
考古训练班
1952年，为了应对国家即将到来的基本建设高潮，迅速培养田野考古人才，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各地文物单位人员进行田野考古知识和技能的短期培训。曾任文化部博物馆处处长的裴文中教授出任班主任，授课教师有尹达、宿白、冯汉骥、李文信、裴文中、贾兰坡等，安志敏讲授“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郭宝钧讲授“殷周考古”，苏秉琦讲授“战国秦汉考古”，白万玉等人讲授修复、照相、绘图、测量方面的技术。最重要的基础课“田野考古方法”由夏鼐亲自讲授。
训练班8月开课，9月实习，10月底结业。总体时间分配是理论授课和考古实习各占一半。在第一届考古训练班的讲演稿《田野考古序论》中，夏鼐开宗明义地指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包括古物及遗迹”，“是古代传留下来的经过人类加过工的东西”，“田野考古是一种科学的训练”，“是‘实践的’，不是空论”，“实践中重要的是亲自动手”，“要求田野工作的记录的忠实和精确，便是使之‘合于实际’”等。夏鼐先生这一至关重要的基本课程，教导考古学者深刻领会考古学的科学理念和正确方法，使大家受用终生。
训练班开学后，因为夏鼐先生临时要回老家，石兴邦顶替夏鼐先生讲授大部分课程。田野考古包括古代墓葬和居住遗址的发掘。根据夏先生的指导，石兴邦按照夏先生的讲义对各地考古工作人员重点讲解基本技能，要求初学者在实践中从辨别生土和熟土，也就是从熟练地“找边”学起；发掘墓葬不能盲目下挖，要注意填土中的包含物；发掘遗址要开探方，根据隔梁剖面显示的土色土质（即自然堆积）划分地层，不能按照深度分层，而不顾文化堆积的变化，并且要随时注意遗迹之间的平面关系等。学员们评价石兴邦讲课爱“唠叨”。
“其实我讲的没有一句闲话，全部是实地发掘实际操作的经验之谈。这些田野经验，是当时任何书本上都没有刊载的。”
1952年至1955年，四届考古训练班共计培养了田野考古骨干341人。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将科学的发掘方法和基本设备迅速普及到全国各地，使田野考古成为中国考古研究的主流。这四届培训班的许多学员，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地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在新中国考古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现“半坡”
在此后的多次采访中，记者发现，“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是石兴邦先生的口头禅。石兴邦先生一生倾注心力最多的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他对史前史及方法论、中国新石器文化体系、史前环境与生业形态考古、史前信仰与传说考古、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考古研究都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半坡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深化了仰韶文化本身的研究，也为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模式，成为中国全景式聚落考古的重要开端。
1953年，石兴邦带领一支考古队回到陕西搞发掘。北京大学的杨建芳、俞伟超也是那次来陕西实习的。第一班4个人，第二班7个人。邹衡是第一班的学生，是由夏鼐先生辅导的。徐苹芳、黄展岳、俞伟超等几个人在龙首塬实习。石兴邦和吴汝祚沿着浐灞两河搜寻，发现西安东郊电厂的基建区有许多“上三代”的建筑遗址和墓葬。这是以前考古工作者一直没有认真注意过的遗址。
“遗址和墓葬的地点不同。”石兴邦先生解释说，在没有形成“城市”之前的古代人，住的地方一般要比河床高些，既要有饮用水源，又不会闹出水灾。他们一般选择距离河岸较近的土岭居住，也便于农作物的灌溉。墓葬却很难说，为了选择一些背靠高点、前边有盘水的“风水宝地”，有些墓地反而选择在低洼地带。
“那一天，大概是中午时分。”石兴邦回忆，自己腿困脚乏地走了不少路，就找了个土坎坐了下来，无意中发现河对面地势比较低的土梁有一道很整齐的断崖。按照考古者的职业习惯，这些由季节河水冲刷出来的层次比较分明的断崖，是古代遗迹遗物的最佳观察点。
石兴邦急切地走到近前，发现是村民取土留下的断崖横切面。取过土的断茬上边露出许多陶器碎片，地下也散落着一些碎陶片。石兴邦攀到高处，用镐头打了打，发现土层中遗留有许多明显不是河水冲刷形成堆积的小石片、小陶片，层层叠叠，十分丰富。半坡这个不起眼的地方，由此走向世界……
次年9月，石兴邦带领第三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员，来半坡实习。
“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冒头儿，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年轻人敢想敢干，没有包袱。经过反复考虑，我觉得只有采用全方位探测大面积揭露，并以层位、层次向下发掘，所有迹象出现时均保留不动，以待全范围揭开后，再做观察分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发掘计划和方法。”
说到这里，石兴邦先生挥舞着双手，喜不自胜。
正是采用了这种超常“大胆”的方法，与过去打探沟、切成条条块块分割的方式大有不同，团队最终发掘出一座保存完整的倒塌的圆形房子和一座大长方形房子的残迹，以及其他房屋建筑遗迹。由于黄土高原气候干燥，出土遗址迹象清晰，令人感到十分震撼。
这是我国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揭露出的史前居住遗迹。半坡的发掘使学者们有了重新全面细致认识仰韶文化内涵的可能。
“遗址当时一经揭开，东西一下子都出来了，场面很大。人骨最后才陆续出现。其中，有两座房子保存完整，其中一个倒塌后原位保存，下面也没有压人。”
“这是个圆顶房子，最顶部就好像圆锥把上边那个‘锥’取掉了，实物部分是圆台那个样子，就是上边那个‘圆’很小。”
“这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第一次发现这么丰富的资料。通过考古推进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并非从书本到书本，亦非简单搬运过来洋理论，而是现代人拿着手铲和毛刷一点点揭示出远古人类生活的场景。”
石兴邦先生说，考古训练班结束后，北京来的同志留下继续工作，像俞伟超、金学山、杨建芳、张云鹏、王振江等都参加了发掘。训练班的陕西学员也全部留下工作，他记得有王世昌、唐金裕、王玉清、杭德洲、杨正兴、郝树屏、尹绍祖、何修颐、王子华等20人。考古队对没有挖到底的继续下掘，对揭出来的遗迹进行解剖，以了解内涵及堆积。
“那时，由于没有想到以后要在这里建博物馆，所以将几处很好的房址一块块地解剖掉了，大型房子除将两个柱础全部取出拿回外，将房屋架构部分都一段段地切开，将其残块堆到已挖过的地方，将圆形房子一片片地取下，将居住面也一层层剥开，整个房子被化整为零，使现在的参观者再也看不到房子内部的结构和包含物了。虽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固然是应该这样做的，但在博物馆成立后，要恢复大房子的原貌，就再也不可能了。为此，我感到非常自责！”石兴邦先生遗憾不已。
开创考古范式
半坡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年至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5次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达1万平方米。发掘报告《西安半坡》，信息量大、方位广、研究结论富于启发性，创立了完美的史前考古报告范本。报告的结构、主要章节内容、插图编排、表格与附录样式，都是后来学者写作的模板。报告中的遗迹与遗物线描图，成为考古绘图的经典之作。
“半坡遗址揭露面积大，参与人员众多，田野工作时间较长，发掘组织有方。对于复杂遗迹现象的处理摸索出许多成功经验，为大遗址发掘提供了一个范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说，半坡的发现，有文物本体的目标意义，也有考古理论与方法的意义。
半坡的发掘开启了仰韶文化分期和分型研究的开端。1959年，石兴邦先生就提出了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意见，表示可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在王仁湘看来，这个方法还影响到后来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其他许多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如果没有地区类型划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整的体系和清晰的脉络。
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田野考古的基本工作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包括测年方法、成分和结构分析方法、残留物分析、航空遥感技术和模拟实验方法等被引入考古学。石兴邦在国外考察期间，先后参观了许多与考古学有关的实验室，并详细了解了航测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在发掘现场观看了发掘者用筛洗法提取遗物、用浮选法提取植物残骸的过程。这些体验对他的触动很大，使他更加关注多学科研究在考古中的应用。
近年来，在众多的考古现场：石峁遗址、周原遗址、栎阳城遗址、太平遗址……我们可以发现，考古人员手上用来“找边”和刮地层用的尖头铲、平头铲——这是“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结业时，考古研究所提供的样品，为每位学员制成的发掘工具。随着这套工具下发的，还有田野工作中使用的遗址和墓葬发掘记录本、出土标本登记册和标签本等。全国各地文物单位随即照样复制，一直沿用至今。变化的只是发掘记录和标本登记，已经用上了电脑；与此同时，世界先进的考古测绘手段、技术及设备，如全站仪（Electronic Total Station）、RTK（Real-Time Kinematic）仪器设备等，已经成为考古现场的标配。这是以石兴邦为代表的那一代考古人留下的宝贵学术财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专业机构仅有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业人员仅仅数十人。现在，我国各省区都建立了考古研究所（院），很多地级市也有了考古文博机构。全国的专业考古勘探人员、考古技师、文保技师、实验员等已经达上万人。”回顾往昔，石兴邦先生不胜感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在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的评选中，获评对象必须是健在的有杰出成就的考古学者。多年来，石兴邦先生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大力拓展学科的思维空间和课题视野，为中国考古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石兴邦先生的学术人生，由半坡出发，跨近史前时代，对中国史前文化整体框架和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解构理论，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和对世界文明进步的卓越贡献。
几天前，记者去探望时，石兴邦先生半躺在病床上，吃力地抬起头，微笑着向前来探视他的朋友颔首致意。考古学家从来不忌讳谈论死亡。“必死的人，要做不朽的事业！”这是石兴邦先生经常给身边亲人和朋友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