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现代化价值理念的核心和基础，一度被视为“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如今，自由主义正遭遇一场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维度的全面危机。20世纪末再度进入活跃期的民粹主义正是脱胎于这一全面危机的背景之下。民粹主义一方面热衷于构建“积极的自我”身份，将自身与民众划定在同一范围内，自封为平民大众的专属代言人；另一方面强行剥离其所谓不属于民众范畴的群体，为之划定“消极的他者”界限，并依赖这种人为分划“敌我阵营”造成的张力，动员“我们”民众反对“他者”敌人的政策主张，从中攫取政治能量。随着民粹主义迅速成长为西方政治舞台的焦点，欧美主流政党见识到其政治红利，并开始附和、效仿。分析欧美主流政党近年来的政治动员话语，可以清晰地看到民粹主义的逻辑。

　　平民与精英：拜民主义与反建制

　　呼吁“平民反对精英”是民粹主义的标志之一，但他们不是一般地诉诸平民，而是以中下层民众以及各种弱势群体来代表平民；他们不是一般地要求赋予平民权力，而是激进地要求底层民众拥有压倒性的权力优势。

　　二战后，随着欧美主流政党将意识形态向中间靠拢，左右两翼的边缘选民在文化冲突与失业浪潮的冲刷中，因长期缺乏代表而对主流政党信任度下降。针对选民与主流政党的这种脱钩状态，民粹主义以“为被遗忘的民众发声”为名，以攻击政治精英与建制力量作为手段，迅速实现了从政治舞台边缘向中心的进发。

　　民粹主义话语叙事的成功，也使得其逐渐为主流政党及其政治精英所效仿。正如民主理论家纳迪亚·乌尔比纳蒂所言：“[有民粹主义倾向]领导人的发迹始于对政治建制力量的攻击……他必须持续攻讦与其路线不符的国家精英和限制其权力的制衡机构”，“一旦当选，[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领导人就会觉得自己有权在不与相关机构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行动。”这巧妙地预测了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试图休会五周以使其脱欧计划顺利进行的政治决策。杰弗里·考克思甚至指出，“向来尊重议会主权与法治的保守党……正在[约翰逊的带领下]踮起脚尖走上一条号召民众反对议会的危险道路”。面对民粹主义情绪的蔓延，主流政党不去维护民众对建制力量的信任，反而为了赢得竞选而效仿民粹主义的话语模式，挑拨民众与建制力量对抗，最终的代价可能是破坏国内民主制度的长期稳定。

　　我们与你们：本土主义与反移民

　　欧美主流政党近年围绕移民问题大做文章，其中有关对抗性话语模式的应用值得注意。

　　在经济层面，移民群体被塑造为数量众多的“分利者”，加剧了本土民众与外来移民群体间的隔阂。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特蕾莎·梅即把外来移民刻画为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他者”，用以区别兢兢业业却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本土民众。她不但强调移民数量的持续增长给基础设施带来沉重压力，还一再声称外来移民压低了本土民众的工资水平。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则多次声称外来移民偷走了本土民众的工作，掠夺了本属于美国人的金钱。通过将移民塑造为压低工资水平、造成公共服务资源紧张的“罪魁祸首”，引导民众把对国内经济衰退的不满发泄到移民身上，无疑人为制造了群体间的矛盾与裂痕。

　　在文化层面，移民群体被塑造为拒绝融入主流社会的“异类”，强化了本土民众对移民群体的排斥感。大卫·卡梅伦就曾在演讲中指责部分移民群体不愿融入英国社会，给本土民众带来了严重困扰；特朗普更是屡屡指责穆斯林群体长期对美国文化接受程度有限，以借此为其“穆斯林禁令”辩护。

　　在社会安全层面，移民群体被塑造为滋生极端分子的“温床”，深化了本土民众对移民的仇视与恐惧。时任司法大臣的英国保守党议员迈克尔·戈夫曾指责欧盟的申根制度，认为其为恐怖分子的滋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则在相关辩论中频频将墨西哥移民同犯罪分子画等号，声称墨西哥移民为美国带来了混乱。这种罔顾事实，妖魔化移民群体，强调“他者”身份的做法，致使国内针对移民的敌意呈激增态势，扩大了两大群体间的隔阂。

　　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安全层面上，欧美主流政党的系列行动都显露出其借鉴民粹主义“消极的他者”身份构建策略的痕迹。这些政党通过塑造一个区别于“我们”的批判对象，激发民众的非理性情绪，以此实现对民众力量的凝聚，使得政党整体呈现出民粹主义倾向。

　　本国与他国：极端民族主义与反一体化

　　民粹主义往往打着“本国利益优先”的旗号，将反一体化的政治诉求同民族主义情绪绑定，通过“他者”的身份建构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化为对自身的支持。英国脱欧公投中，主流政党不惜将欧盟塑造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区别于英国的批判对象，进而煽动本国民众对欧盟的排斥情绪，为竞选谋取政治资源。

　　在政治层面，保守党将自身打造为维护国家主权的斗士，而将欧盟塑造为维护国家主权的“他者”隐患。虽然该党对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始终保持警惕，但对英欧关系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比如撒切尔政府时期，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对待欧盟态度较为强硬，其布鲁日演讲表现出对欧洲向政治一体化和社会一体化方向深化发展的排斥态度，为英国播下了“欧洲怀疑主义”的种子。梅杰政府的立场相对温和，1991年《未来欧洲白皮书》表达了对密切建立英欧伙伴关系的信心，同年底批准了为欧盟成立奠定基础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随着民粹主义政党——英国独立党的崛起，其疑欧主义论调在英国政坛引起极大反响。保守党见识到该党在民众动员时的巨大政治能量，开始仿效诸如“夺回控制权”和“拿回国家主权”等动员口号，将欧盟的形象塑造为意图蚕食英国主权的隐患，煽动民众反欧情绪，以从中攫取政治利益。

　　经济问题往往是竞选中的核心议题，但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整个欧洲大陆的经济恢复发展势头不甚理想。国内外萧条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削弱了英国主流政党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加剧了英国民众对欧盟的疏离感，无力在短时间内改变衰退境况的主流政党，迫切需要寻找转移民众视线的突破口。因此，民粹主义话语以构建欧元区经济失败叙事为基点，将英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为欧盟的拖累与限制，以减轻民众对国家政策的不满情绪。

　　在文化层面，保守党将自身塑造为本土文化的维护者，而将欧盟塑造为妨碍民族身份建构的“他者”。尽管诉诸身份认同是传统主流政党政治动员的手段之一，但民粹主义式身份认同的构建却与传统方式大不相同。在民粹主义的话语逻辑下，民族认同与一体化议题相联结，通过暗示“欧洲一体化在不断侵蚀本群体独特的身份认同”，不断凸显民族特性与一体化进程中多元文化的冲突，民众的疑欧情绪不断强化。时任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就曾在演讲中暗示：欧盟人员流动规则可能会帮助大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民众迁移至英国，对“英国性”构成严峻威胁。

　　面对新兴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部分欧美主流政党在民粹主义的裹挟之下不断改变政治动员话语，以缓解不断加剧的选举压力。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触动问题本质，因此很难从根源上挽救颓势，更会侵蚀政党自身的政治基础。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挑战与对策：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阈中的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研究”（XZK2020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