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称“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国防戏剧’运动是继左翼无产阶级戏剧运动之后的又一热潮”。其间涌现了许多新人新作，如夏衍的《赛金花》、于伶的《汉奸的子孙》、章泯的《我们的故乡》等。

　　《我们的故乡》发表于1936年，被认为是著名戏剧、电影教育家章泯的代表作之一。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国防戏剧”有一种重要的创作形式就是“集体创作”，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谈及“国防戏剧”时言：“有的剧本从一开始就由三五个剧作者一起讨论研究，而后确定一人执笔写成，这就是当时颇为盛行的集体创作。”《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提及《我们的故乡》的作者是章泯，陈坚的《夏衍传》也认为《我们的故乡》诞生的背景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其中就有章泯的《东北之家》《死亡线上》《我们的故乡》，而《中国话剧通史》言：“章泯写的三幕剧《我们的故乡》则由夏衍提供故事梗概，并和洪深、于伶一同商讨过。”

　　其实，“国防戏剧”《我们的故乡》的创作者及过程，夏衍在《“五羊城”回忆》中有过较为详细的叙述。《中国现代戏剧史稿（1899—1949）》称“夏衍是继田汉、曹禺之后在中国戏剧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剧作家之一”。《夏衍全集》自2005年出版以来，至今仍陆续有夏衍的集外佚文浮现，《“五羊城”回忆》就是夏衍的一篇佚文，刊载于《中国艺坛画报》1939年第19、20期，《中国艺坛画报》是1939年发行于上海的电影戏剧综合画报。

　　《“五羊城”回忆》主要讲述了夏衍观看话剧《五羊城》演出后对于几年前的剧本创作、朋友们和广州的回忆，“《五羊城》的上演把我带进了回忆的世界，第一是对于创作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远念，第二是对于去年今日广州的追怀”。佚文开篇即交代了“创作这个剧本的朋友们”，而《五羊城》是根据话剧《我们的故乡》改编，可知《我们的故乡》是一部集体创作的话剧。夏衍在文中回忆道：“四年前的上海，是话剧运动值得怀念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有着一个小小的可以凭藉自己计划来编辑的杂志……那时候老是聚集在一起杂谈的人，是洪深，张庚，尤竞，凌鹤，章泯，和我，我们总是十天或在半个月一次，洪深先生常住的东方饭店吃饭，海阔天空的谈话，结果是从这种谈话里面产出了许多剧本，现在改编为‘五羊城’的‘我们的故乡’就是其中之一。”夏衍所说的“小小的可以凭藉自己计划来编辑的杂志”是1936年6月10日创刊于上海的半月刊《光明》，发行人为洪深、沈起予，洪深另外担任主编一职，该刊主要发表反映抗战救亡生活的作品，夏衍的《包身工》、章泯的《死亡线上》等都载于此刊。《“五羊城”回忆》叙述《我们的故乡》是由洪深、张庚、尤竞、凌鹤、章泯和夏衍集体创作而成。《我们的故乡》（三幕剧）在《光明》上分三期发表时，首页即署名“集体创作、章泯执笔”，并在《光明》初刊后列出了集体作者名单：洪深、夏衍、章泯、张庚、尤竞、凌鹤、起予，除沈起予外，其他人均出现于《“五羊城”回忆》中，因此夏衍的回忆基本无误。

　　那么，《我们的故乡》为什么后来被认为是章泯的代表作之一呢？这可能与该剧由章泯执笔有关。从该剧在后来上演过程中的报道可以看出，经时光流转、屡经变迁，当年创作该剧的集体作者除章泯外逐渐被“省略”了。如1937年《我们的故乡》在暨南大学援绥募捐会上演出时，报道为“章泯作尤竞导演”，尤竞即于伶，也是《我们的故乡》集体创作者之一；1937年《广州青年》杂志上的话剧公演预告，则言“章泯、洪深等的三幕剧《我们的故乡》”，只出现了集体作者中的两位；1937年，上海《电声》杂志刊发短文“中国戏剧学会公演三剧：《汉奸的子孙》《警号》《我们的故乡》”，其中特别强调“《汉奸的子孙》是尤竞、洪深、章泯、张庚的集体创作，由尤竞执笔的”。但并未提及《我们的故乡》是集体创作，而《汉奸的子孙》同样被一些论述认为是尤竞的个人创作。集体创作作为抗战时期“国防文学”的特殊创作形式，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忽略创作者的真正面貌，虽然集体创作者也许并不在意这些。

　　1939年，上海《电影》杂志报道夏衍参观《我们的故乡》的试演，同年7月17日《力报》刊载一则消息“新中旅粤语组上演五羊城”，称该剧在6月的三次公演“成绩是相当的好”。在《“五羊城”回忆》中，夏衍对话剧《我们的故乡》的创作经过和分工有较详尽的介绍。

　　2021年4月，汕头大学主办“‘中国现代戏剧文献理论暨《洪深全集》编撰实践’学术研讨会”，笔者于线上向与会专家学者报告了《“五羊城”回忆》对于重新认识国防戏剧《我们的故乡》作者的意义。陈子善先生认为《我们的故乡》既然是集体创作，收入《洪深全集》中也不合适，但是今后修订《洪深年谱》时，可以叙述洪深等人集体创作《我们的故乡》的经过。陈子善先生的观点对于“集体创作”文学作品的描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在文学史写作和作家文集、全集的编撰中，对待这一类作品应作出符合史实的叙述、慎重收录，这样就不会抹杀当时集体创作者的付出。同时，集体创作的文学作品，究竟收入谁的文集或全集中，也是需要权衡考虑的一件事。

　　附：

　“五羊城”回忆

　　夏衍

　　《五羊城》的上演把我带进了回忆的世界，第一是对于创作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远念，第二是对于去年今日广州的追怀。

　　四年前的上海，是话剧运动值得怀念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有着一个小小的可以凭藉自己计划来编辑的杂志，我们就意识的在这杂志上发表了一连串稚气，但是或多或少地对于当时的救亡运动供献了一些助力的剧本。那时候老是聚集在一起杂谈的人，是洪深，张庚，尤竞，凌鹤，章泯，和我，我们总是十天或在半个月一次，洪深先生常住的东方饭店吃饭，海阔天空的谈话，结果是从这种谈话里面产出了许多剧本，现在改编为“五羊城”的“我们的故乡”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环境相当的微妙，但是，这一类短剧却正适应着全国各地剧团的野火一般的需要。

　　在这种杂谈的集判中总是洪深讲得最多，章泯讲得最少。有一次，我对一个刚烈守旧但是正义感极强的老年人的性格发生了兴趣，从这个性格出发，我们又杂谈出了一个剧本，因为剧中的场所是在北平，而章泯在北平住得最久，所以就把执笔的责任推在他的身上。在当时创作的许多剧本中，我偏爱了这一个，因为不管怎样，它是一个结构比较严整，而率先企图性格地描写几个剧中人物的一个尝试。

　　抗战一开始，当时在一起杂谈的朋友们便风流云散了。但是可以用骄矜来回答那些当时谴责我们的人们，就是这一群人现在都还站在戏剧的岗位上在作不屈的战斗。洪深凌鹤两位在汉口，在长沙，在桂林，都见面过，这次到上海，尤竞还恋恋地说，“现在可没有这么一个可以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的集会了。”他和我一样地怀念着章泯，沉默而顽强的他，一年半来写了不少优秀的剧本，不断轰炸下的重庆，我们确信会对他提供不少可泣可歌的材料的。

　　现在“我们的家乡”被改编为“五羊城”了。

　　去年今日，我们正在整月轰炸下的广州，从五月廿七至六月三十，轰炸没有一天间息，但是六月的广州，实在太可爱了，那时候正是姜花和荔枝季节啊！尽管在血腥和硝烟中，死亡威胁着我，但我无论如何也引不起离开广州的念头，这对于广州的爱情，我和剧中人的王祖章没有两样，虽则这迷人的都市，并不是我的“故乡”。我可以率直的表白，我爱广州甚于“故乡”的西湖，但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十月二十一日清晨离开了她之后，现在也只能和剧中的那一群一样，深深的为怀乡病所苛遇了，影树花已谢，现在已经是番石榴的时候了吧！

　　（《中国艺坛画报》1939年第19、20期）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