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日记中常常有写稿、发函、寄稿的内容。1935年5月2日，朱自清在日记中明确记载“写《五四琐记》”，但未交代其写就之后的去向。姜建、吴为公编著的《朱自清年谱》据此著录：“5月2日 作散文《五四琐记》。稿今佚。”巧合的是三天后的5月5日，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50期上揭载了一则署“知微”的同题散文。同期还刊载了胡适的散文《纪念“五四”》（亦载同日《独立评论》第149号）和沈从文的小说《张大相》等作品。因有两篇“五四”纪念文章，俨然组成了一期“五四”纪念小辑。为保存史料和便于下文讨论，先将《五四琐记》全文照录如下：

　　五四运动那一年，我正在北京大学读书，读的是哲学，住的是西斋。五月三日的晚上，听说西斋饭厅开大会，一屋子尽是人头，在暗淡的电灯光下，许多人爬上桌子——就是那吃饭的八仙桌子——演说；罗家伦君说得最是激昂。结果决定第二天参加游行示威，我们屋子里人没到会，第二天也没去。因为总想着，闹来闹去，也闹不出个所以然。到了烧了赵家楼，打了章宗祥，捕了三十二人，这才惊醒了糊涂梦，睁开眼认明白弟兄们的力量。一千个悔不该，悔不该不去！

　　据说那天大队原想穿行东交民巷，让巡捕挡住了，只好绕道儿。大家心里本来一团火，这以来加上一勺油。到赵家楼，再也耐不住，曹宅却将大门关得铁桶似的。那时师范大学一位同学炸了，跳起来一拳将门旁一扇窗户打破，钻进去开了门，放大家进去。——前年才知道这就是匡互生君。归途大队渐渐分散，警察便乘这时候捕人。那天盛传章宗祥打死了，第二天的情报却又说是他快死了；到底呢，他却活下去了。三十二人不几天便让蔡先生等保了出来，其中有十五个北大同学热烈地欢迎他们，他们有感动得下泪的。

　　北大决议罢课，我却在场。法科大讲堂挤满了，足有一千人。有人介绍段锡朋君登台主席。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但是他的话渐渐把场子压住了，一千人都听他的。个个字清楚，句句话有斤两；把主张不罢课与主张罢课两方面的意见都剖析明白了。自己案而不断，可是自己却就透露在这案而不断里。末了儿他给大家两分钟，想一想；让大家打定主意，他再付表决。这两分钟里，全场肃静得如坟墓一般；谁都用不着想，只焦急地等着举手；炮仗已点了药线，只等一声响罢了。一表决，果然是，全场一致，赞成罢课。

　　悔不该之余，想到投效学生会，便入了文书科帮忙。那时文书科大概是四个人。康白情君是主任，最重要的稿子他动手。我们的稿子也有时让他看看。他有时在稿末签个Kang字。有一天他拟了一件快邮代电稿子，说他已给这回运动定下一个历史名词了；又用英文说，一个historical term。这就是“五四运动”；现在我们用惯了，在笔下，在嘴上，但很少人知到（按，“知到”应作“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显然是仿“五一节”造的。康君之外，有黄绍谷君，拟的稿最多。他是湖北人，笔下快，笔锋又常带情感，康君和人说，“这是一把吹手”。此外记得还有一位刘汉章君，文字颇有古意。黄君前年从军热河，中流弹而死；上文说的匡君也于前年病死，使人惆怅之至。——那时新闻另有一科，俞平伯君便在那一科；他曾经去见过当时北京商会会长，劝他罢市。

　　那么，这篇文章是不是学界长期未能发现的朱自清佚文呢？首先从刊物方面来说，《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沈从文与朱自清有密切的往来。当时朱自清正是该刊的撰稿人之一，此前4月14日的第147期就曾登载朱氏署名佩弦的散文《记伦敦加尔东尼市场》（收入《伦敦杂记》时改题《加尔东尼市场》）。因此，朱自清撰写“五四”纪念文章后再次交付沈从文发表的可能性极大。其次，朱自清于1918年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读书，与俞平伯、康白情、匡互生等人友善，这与文中所述情形完全符合。根据以上诸端，此文作者“知微”应即朱自清。至于这次朱自清为何要署用一个全新的笔名来发表《五四琐记》，个中原委，颇堪寻味。

　　陈竹隐曾说，朱自清“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他曾经参加过我国著名的‘五四’运动，并和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等建立了很好的友谊”，虽以知情者口吻道出，可言辞毕竟显得含混，不如《五四琐记》中当事人的“自述”来得翔实可靠。本文是作为亲历者的朱自清追忆五四运动这一重要文化事件的珍贵文本，对于了解与考察朱自清“五四”前后的行止与思想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根据文中所述，朱自清“五四”当天并未参加游行，事后则有所悔恨与觉悟，转而投身于北大校园内外的学生运动中。他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冷眼旁观到积极参与的过程。当然，本文更以个人化的视角呈现出“五四”新青年的精神面貌，勾勒了匡互生、康白情、黄绍谷、俞平伯等的形象，“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包蕴着全个的性格”。

　　总之，新发现的这篇集外散文《五四琐记》因承载了朱自清丰富的生命信息，是研究“五四”前后朱自清生平活动与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更为真实、全面地呈现“五四”历史图景提供了一块色彩鲜明的拼图。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