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概念本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美国学者吉尔斯指出这一概念大约在18世纪70年代之后才出现。工业革命开启了大规模乡—城流动，大量青少年进入城市并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参与者，由此引发了社会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伴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不再视青年群体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而是更加强调和重视他们在适应和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同于前一阶段，“青年缺席”正成为中国乡村发展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需要解决如何吸引乡村青年回流、城市青年下乡的问题。

　　青年参与推动乡村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青年与儿童往往被视为社会的预备成员（social becoming）。他们被认为需要不断学习来理解和适应社会，然后才会被赋予正式的成人资格（social being）。因此，传统的村庄政治也往往是老人政治，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很难进入村庄权力网络。但是，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本身也在快速发展。“文化反哺”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老年人需要向年轻人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等科技产品，环境保护之类的新理念也常常是由孩子反向传递给家长。农村的老人政治已经无法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村庄治理中接纳青年才能开启新的发展可能性。

　　在中央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青年人才助力。已经萌发的很多新型业态，经营的主体也是年轻人，比如农村电商、网络主播等行业。青年回乡不再意味着要延续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他们掌握了现代科技知识，对社会需求和变革有一定敏感性，能够成为农村产业变革的新动力。以农村电商为例，在河南平乐镇的牡丹画淘宝村创业人员当中，青年占比为85%，女性占比为66%。农村电商带动了村庄其他产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激活了村庄发展的潜力。

　　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农村空心化”和“农民老龄化”的问题，在发展的一定阶段开始反思城乡关系、开展重振乡村的政策实践，也越来越重视青年人才的作用。比如，针对农民老龄化的问题，日本在2006年提出了“青年务农计划”，旨在从非农领域引进、培养新农民，增加有知识技术且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青年劳动力供给，实现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策向初次涉足农业领域的新农民提供农业技术人员投资资金、青年务农资金和经营主体培育支援资金等支持。

　　此外，村庄治理和基层党建亟须注入新鲜血液。传统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乡绅之类的特定社会群体，依赖乡约等非正式制度。村委会是当前的乡村治理格局中的关键组织，但在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背景下，很多村委会换届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或者延续了老人政治的格局。村民选举是青年参与村庄治理最主要的制度化渠道。中央的政策也在强调大力加强村级组织后备力量的排摸、培养和储备。但是，总体来看，村干部队伍当中青年的比例仍然偏低。以浙江2019年的情况为例，在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当中，35周岁及以下的仅占1.9%和7.1%，而少数偏远山区61周岁以上党组织书记比例达到17%。农村青年党员占比也较低，35周岁及以下的占22.6%，还有0.94%的村没有35周岁及以下党员。

　　乡愁是青年返乡的基础

　　面对如何培育、强化青年返乡动力，除了通过外部政策激励来改善青年就业、创业环境之外，更应注重激发青年群体的内在动力。在新时期，乡愁既是青年下乡的情感基础，也可能成为连接城乡的情感纽带。乡愁承载的是农村青年关于家乡以及童年的温馨回忆，也寄托着城市青年对于田园生活的想象。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出现过回归乡村的社会潮流，城市人涌向乡村寻找昔日的乡情、乡味、乡风，由此带动了一些有着较好乡村文化和自然禀赋的村庄去发展旅游和民宿。伴随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乡村旅游的消费主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转向乡村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创业青年口中的“情怀”和“理想”是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也使他们能够克服乡村条件的限制，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投身乡村发展当中。越来越多的城乡青年开始将自己对乡村的向往转变成创业实践，创业类型也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不限于民宿、电商等新兴行业，也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养老服务等领域，对丰富乡村业态、增加乡村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青年创业在行业分布以及总体占比方面仍然偏低，尚未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个案对行业或者村庄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也不够明显。如何发掘各类青年人的乡愁和情怀，并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议题。

　　当前的乡村振兴政策更加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扶持等方面，对于软环境建设重视不足，尤其是缺乏情感维度的政策支撑。乡村振兴的二十字目标，包含了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它回应青年的发展诉求，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乡愁反映了人们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反思，开始尝试探索新的生活可能。在现实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今社会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对乡村生活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想象，另一方面农村青年仍然在“流向”城市；在社会观念中，城市代表了未来和发展，有关乡村的想象则带有更多的怀旧色彩，它仿佛停留在一个尘封的世界当中。这种乡村想象进一步把青年推向了城市，因为青年需要拥抱未来。这样的社会观念反映了现实的城乡差距，但它也说明了乡村价值的失落，同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农村教育。很多学者觉察到了教育当中的城市导向，即在教育当中贬抑乡村社会的价值，将它视为一个次等的社会体系。因此，他们呼吁加强乡土教育来重建一套更平衡的城乡话语。

　　另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快速推进的农村中小学撤并，也在现实上影响了农村儿童的乡土体验。对于那些幼儿园就到镇上、小学开始寄宿生活的儿童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被限制在学校的围墙之内，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看，他们都被阻隔在村庄社区之外。当这些农村儿童成长为青年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法建立起很强烈的乡土认同，也因此更难激发出返乡的内在动力。

　　发展空间是留住青年的关键

　　近年来，乡村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也吸引了一些青年的回流，涌现出一些成功案例。要想增强乡村对青年的吸引力，发展空间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其核心是理解青年的需求并通过政策去回应。在通常的认识中，乡村无法留住青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优质的就业岗位。事实上，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背景下，一些岗位亟须青年并且也能够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但是仍然很难吸引青年。

　　在一些具有自然生态资源优势的村庄，民宿等新兴产业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如民宿管家、活动策划者。但是，现阶段就业需求与供给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矛盾。以浙江松阳县的陈家铺村为例，当地民宿产业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很难留住优秀的管家，有素质的青年劳动力流动性也很大。主要原因并不是工资待遇，而是来自家庭的阻力以及对个人未来发展的困惑，“除了他们家里的意见很大之外，他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除此之外，专业学习机会、个人生活层面的困境也会导致青年无法安心留在乡村。比如，乡村医生、乡村教师往往在完成规定的服务期之后，想方设法离开乡村。相对而言，城市能够为个人提供更为广阔的学习和专业发展平台。乡村医生和教师的收入虽然在不断改善，但对于青年而言，未来发展空间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另外，乡村生活条件、个人婚恋、子女教育等问题，也降低了乡村的吸引力。

　　要想留住青年需要制定多元的支持政策，即不仅应强调经济维度，还应重视青年的成长性需求。除了加强在创业、培训方面的政策支持之外，还应打破城乡壁垒、畅通城乡流动的渠道。对于服务乡村的青年，进行多维度的政策奖励，除了常规的经济补贴之外，还应该设立荣誉机制，让青年获得价值认可。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西部农村的贫困治理问题研究”（2018RCZX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