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时期的领导同志当中，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这些只是小的接触而已。

　　大的接触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周总理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是立场问题。先讲民族立场，从革命的要求说，光民族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进入人民立场。从彻底的革命说，人民立场仍不够，要进入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他犯过错误，他的错误把他暴露在上海的大马路上。他的报告可能有两个多钟头。对听众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突出的经验。听众好些都是50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像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接着，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就展开了。我作了一个自我检查报告，以为我在民族立场上毫无问题。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我说了之后，听众反驳说：我们想的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周总理曾说过民族立场不够，最后要有工人阶级立场。这完全正确。立场、观点、方法应该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在某种特别情况下，立场显得根本。1948年12月间的北京，就处于这样一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些人离开了。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刘崇铵先生可以算是年纪大的。走的大都是中年人，并且是容易到美国去谋生的。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一叶凋零，深秋将至。季节如此，风尚亦然。在上述时期以前，青年人就说过下面这句话：“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进攻。”事实是北大和师大都是中国味重，本地味重；清华、燕京洋味重。重洋轻中，早已成为风尚。

　　不但青年学生有此风尚，居民有时也暴露这一风尚。我自己没有看见，据说春节时有人在西交民巷住宅的大门口贴上门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里虽说“与鬼为邻”，可是仍“望洋兴叹”。

　　话题歪到“洋”上面去了。我们还是回到立场上来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天，一同事向学部一派的头头问关于对待大领导的看法问题。这位同事第一就提出总理，那个头头说：“总理么……总理么……”连着“么”了几声。这位同事又问：“林彪呢？”那个头头很快就回答：“他行。”我听了之后马上贴出一张大字报，拥护总理。我向总理学立场，连拥护总理的立场都没有，那怎么行？

　　（金岳霖/口述 刘培育/整理）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金岳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