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关于老课本的史料挖掘与思想解读的文章并不鲜见。老课本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治文学、历史者必须关注的面向。但是检索文章发现，研究老课本只见老课本，教授书却不多见。这当然与发行量和保存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教科书较为常见，教授书则难寻，现今关于清末、民国国文教科书的相关材料在北京、上海较为多见，其他地方虽有留存，但总体感觉史料获取有一些困难，因此便不好下判断。
所谓教授书，即今天周知的教学参考书。今人阅读那一时期的老课本，若是参阅教授书，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线索发现。笔者在常熟市图书馆古籍特藏室偶然发现一册教授书，全名为《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第一册），书的第一页有“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学部图书局印行”字样。封底版权页写明“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印刷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定价银元一角三分 编纂兼印刷者 学部编译图书局 总发行所 学部编译图书局”。这册教授书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配套发行，该教科书第一页写有“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教科书 光绪三十三年夏六月学部图书局印行”字样，封底版权页写有“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印刷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出版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再版 定价银元八分 编纂兼印刷者 学部编译图书局 总发行所 学部编译图书局”，光绪三十二年为1906年。初小根据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修业年限为5年，儿童7岁入学，所习科目共八种，计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此处学部是清政府于1905年成立的机构。1906年，学部开始筹划编纂教科书的相关事宜，于是便有了这册教材，之后还出了第二册，但因为口碑不好以及清朝覆亡，没有了下文。据以往的研究考证，此套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国定小学教科书，也是清末唯一一套部编教材。在此之前的国文教材都为民间编纂。
《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共八十课，要求每星期教授四课，除放假外，教授二十星期。编辑凡例写明“择用之教材期合于儿童心理发达之程度，其德育以家庭伦理及学校规则为要使得切身实践，其智育以日用器物及天然动植物为要使得随时实验，其体育则略说游戏兵操等事以振其尚武精神”。从用语讲，教材多取口语，以收“言文一致”的效果。也就是说，编纂者编辑时力图在符合儿童心理的前提下灌输思想意识、讲授识字读文。就笔者阅读教材的感受而言，字大行稀，墨迹清晰，配图清新，给人流畅之感。教材的反响如何毕竟还需看具体使用情况以及时人批评才可得知。当时使用效果到底若何，今人很少能看到具体的文字反馈，但从时人批评和学部教授书两方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黄守孚在《教科书批评》一文中对教材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分为八个方面：教材多不合儿童心理；词句多不合论理；间有局于一隅之处不合普及之义；图画恶劣；图与文词间有不符之处；数字与算术不相联络；时令气节不相应；抄袭近出各书有碍私家编著。黄守孚以上批评最核心者莫过于不合儿童心理，例如课本第七十八课，选用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黄守孚认为“老师宿儒亦不常用，何必以之课儿童”。实际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应仿外国中小学唱歌音乐之意，以歌诗为涵养之方，择浅近感发之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教育学生，“惟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但万不可读律诗”。因此，这首《江南可采莲》并不像黄守孚批评求之过深，用之不当。换言之，黄守孚批判不合儿童心理的确有道理，但案例实在没有找对。另外一些批评也有严厉过甚的嫌疑，比如第三点图画恶劣，图与文词不符，黄守孚在文中写道：“第六十课‘牛羊下来’。图中一牧童骑牛吹笛，旁有之兽，似羊非羊，似驼非驼，不知其为何物也。”对照第六十课课本原文是“夕阳在山羊牛下来 牧童坐牛背 口吹短笛”。笔者引用黄守孚的文章，因为目前没有查到文章原始出处，转引自1997年四川教育出版社李杏保、顾黄初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不能肯定黄守孚引用的“牛羊下来”是其本身有误还是转引有误。右边插图稍微细看一下，肯定不是黄守孚所言“似驼非驼”，更不是兽，平心而论，只是羊画得不逼真而已，但肯定是羊无疑。对七岁儿童而言，不会造成很大误读。而且从批评文章看，黄守孚所看教材应该是第一版，因为黄批评第五十六课的“取水煎茶，取柴煮饭”，在笔者所看的第二版教材中已改为黄守孚所言“取水煎茶，取米煮饭”了。
黄守孚的批评以及其他报纸的批评给这套部编教材应该是带来了不少压力，不然不会去改正之前的错误，同时黄守孚文中的批评意气不可不注意。很明显，民间编写教材在先，而且也较有经验，更重要的是编教材能带来可观利润，这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封底整整五面的各级各类教科书广告可见一斑。此时出现一部部编教材，它的目的很显然是统一全国，定于一尊，同时也是响应《奏定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初小教科书当为官设编书局编纂之意，但这势必会影响民间教科书的编制与使用。何况批评者黄守孚是教育人士，部编教材很自然引起他的警觉。他文中有这样的语词“学部此次所编，置之记肆中，已称佼佼。然其不满人意之处，其尤者有八”，优点没有谈，缺点便是上述八点。这套部编教材的好与坏，我以为除了黄守孚的批评外，从学部制定的教授书也可看得较为清楚。
细看完《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第一册），编纂大意说得很清楚，“国文之教授，一以领会他人之思想读法是也，一以发挥一己之思想作文及写字是也，思想既进益以探求文字之义蕴，领悟文章之神味即以广智识、养德性，故读法写法作文（兼联字言之）在国文教授为最要焉”，读书识字作文是三大基本任务。看完这册教授书，若以当时七岁儿童心理考虑，教授书显得太过严肃死板。
《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不少课文特别是涉及自然物象、古诗场景的，可用图文并茂来形容，这部分内容较合儿童接受心理。配套而行的《初等小学国文教授书》几乎每一课都是五段法教学模式，虽然编撰者强调“我国师范之选尚未极盛教授之法，不厌求详五段法于教授较为清晰，故本书采用之”，但给出的教授法则逃不脱枯燥二字形容。所以，这笔教科书的“生意”对于学部编纂局而言是不成功的，失去了口碑，遭到了物议。
笔者在阅读民国包括清末老课本过程中，一直思考时人如何于教授中将知识与趣味结合起来，两者之结合是颇为考验教员功力的，因此很想看到真实的讲堂实例尤其是中小学国文案例。当偶然看到这册教授书，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拙劣导演的拙劣脚本，儿童的认知与思维世界我们从教授书里无从得知。当然可能会说，草创阶段的教材疏漏在所难免，但这绝不是编不好的借口，因为私营出版机构的教科书就很有特点。那些少而又少的儿童之后成名成家用文字回忆自己的求学经历，又觉得太过整齐太过传奇，不可全部当真。最好的材料应该是经过教师批阅的学生作业以及练习、教授书上教师自己的心得笔记，以及个人日记等资料系统，可惜这些都很少能看到。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