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佚文两则
2019年09月23日 09: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23日总第1783期 作者:包中华

  笔者近期发现现代作家萧军的两则佚文,经核对2008年版华夏出版社的《萧军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确认佚文未曾被收录,相关传记、中国现代文学相关工具书也未提及。佚文按照《全集》分类,应归于散文集中。

  第一则是《小说用语(个人的意见)》,署名田军,发表于1937年《语文》第2卷第2期。《语文》1937年1月在上海创刊,月刊,由朱执诚编辑,新知书店发行,1937年8月停刊,为语言文字类刊物。主要撰稿人有周有光、茅盾、曹聚仁、徐懋庸等,包括翻译讨论、语言通俗化讨论、修辞法新论等栏目。发刊词言:“从‘语文’这两个字上,读者会想:‘这一定是个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刊物。’你猜得一点不错!然而,请你不要怕‘专门’这两个字。我们并没有叫读者全成为语文学者的意思。《语文》是个专门刊物,这意思不过是说,我们既不谈‘军缩问题’,也不谈‘雪花膏制法’,而专门谈些关于语言、文字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语文》是个专门的刊物,这意思并不是说,这里面的文章专门得一般人都看不懂,只配给专家传观,事实倒相反,《语文》要做到大家看得懂,要做到对于作家、翻译家、话剧家、国语教师、大学生、高中初中生、乃至一般会说话、会写字的人无不有益。”由此看出该刊的宗旨和目的。

  “田军”是萧军的重要笔名,1936年发表《〈八月的乡村〉再版感言》时就曾署名“田军”。萧军专门谈小说创作的文章很少,他在佚文中对小说用语从“一般用语、对话、方言和拉丁字”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般用语:尽可能‘简单,明瞭,真切,坚实,精炼’”,这与他在1938年《不走正路文集》“第二章 文盲三十万”中谈到文章文字的标准基本一致:“第一:适用。第二:坚实精确。第三:好看。”关于“对话”用语,他认为要“真切,鲜明,不浪费……尽又能接近一般口头用语”,在《不走正路文集》“第二章 文盲三十万”中也说“文字不过是一种记号,一种口语的延长,并没有什么奥妙,里面也并没有上帝”,表明他对文学创作语言有基本一贯的看法。

  萧军在佚文中还表达了对未来使用“世界语”的期望:“将来,我们不独要消灭‘方言’,而且还要应用人类共同的语言来写作。”这里“人类共同的语言”指的就是“世界语”。《语文》1937年第1卷第1期曾转载鲁迅为“世界社”所写的《关于世界语》,文中说:“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由此可以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他可以互相介绍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在第2卷第2期,还发表了胡愈之的《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郑振铎的《世界语运动》等关于世界语的文章。1942年,萧军在《还愿意学下去——给世协壁报补白》中曾回忆自己学习“世界语”的情形:“要学世界语是十几年前,开始学世界语也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

  佚文如下:

  因为写过几篇小说,便也有人问过我关于写小说用语的意见。如今就写几句,充做语文的“补白”。

  A.一般用语:尽可能“简单,明瞭,真切,坚实,精炼”。能够用一句话说得明白透澈的,就不必用两句话;能够用五个字眼的,就不必用六个字眼。这样才会使你的每句话,每个字眼,像天然铸成一体似的,别人要想增删更改也不可能。要能做到不独每个字眼,甚至每个铅字……全好像单独的为你的文章而预备似的才对。文章用语,要有一种精纯的排他性,换句话讲,就是假定描写一件事物的用语,要使每个读了的人,感觉到非如此写就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超于此的才对。——当然,我们这说的是标准,实行起来,并不是一日的工夫就可以达到的话。

  B.“对话”用语:小说里的“对话”比剧本里的对话还要难。剧本里的“对话”,要在舞台上,用具体的人说出来的,其间藉了演员发音的才能,环境的反映,说话时作为“语式”的动作……这些可以救助了文字上“对话”底缺陷,能够很鲜明的就把那人物的性格刻凸出来了。小说呢,却要在纸上用一两个字,一句话,而获得舞台上的效果,所以我说,小说里的“对话”比剧本里的“对话”更艰难。更要考虑。也就是说,真切,鲜明,不浪费…尽又能接近一般口头用语。

  C.方言使用:关于方言使用在小说里这里我有两点意见:

  一、 对话。

  二、描写事物。

  前者,为了要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人民底特殊性,习惯用语等,方言是要用的。不过要尽可能减少,再能不用就不用,因为一篇作品,作者他不能指定限于某个民族,国家,地方……人民读的,虽然他可以说是为了谁而写的话。既然如此,方言太多就会阻害了读者的感情,印象要破碎,不独别的文字系的读者要感到艰难,就是同一文·语系的读者,也要感到不便。为了追求一句不可解的方言,致耽误了感情全程的进行,无论这方言本身是否有若干价值,也是有害。文字的目的是传达人的感情,而不是传达方言,在文章里应用方言,也无非是为增加这传达底作用,为了方言用的太多,反成了阻害,还是以少用为宜。我这里说的“少用”,因为是我们生长在这还不得不应用方言和民族语言写作的时候,所以尽可能要少“用”。换句话,也就是尽可能消灭它,不要张扬它…将来,我们不独要消灭“方言”,而且还要应用人类共同的语言来写作。——当然这还是后话。不过,世界上为了言语的使人类的感情流通蒙着阻害,以致间接直接延缓着人类的痛苦,这却是一部事实。

  “文字底书,是人类生活记载的书,不是‘方言’的辞典”。

  世界上有好些很宝贵的各民族底作品,为了语言,我们却不能充分地享受它,理解它,这也是一部事实。

  后者——描写事物——我主张绝对不用方言。尽可能用一般文学上通用的语言,或是一般口头用语。为了要精确地刻画一件事物,即使流于艰深一点也不要紧。当然,“故作艰深”又是别论。

  D.拉丁字的应用:凡是描写声音的地方,或是特别到没有字眼可以表达的对话,我主张用拉丁字母拼音。这是准确的,至于完全用拉丁字写作,或是汉字和拉丁字合并写作——比方对话用拉丁字,以外用汉字——我也赞成。不过我自己还没有这样作的能力,将来也许试一试。

  上面的几点意见,也许有和我表示同感的,也许有人早说过行过了,也许干脆就反对……这也是应该。因为,这里是说的我个人底意见。

  七,廿六晨。

  第二则是《三个故事》,署名萧军,发表于1939年《抗建半月刊》第1卷第1期(1939年4月1日)。《抗建半月刊》是抗日宣传刊物,主编谢六逸,1939年创刊于贵阳。《全集》中有篇文章名为《第四个故事》,不知和这篇佚文有无关系。

  佚文为萧军1938年纪念“一二·九”运动时在四川大学的讲演,发表时已推迟近4个月。萧军在《三个故事》中说:“原来是打算讲四个的”,“第四个故事为了时间所限,却没有讲下去,这个故事却是中国真正的故事,而且就是去年在武汉,待将来有工夫我也许会写它出来。”而《第四个故事》讲的是萧军1937年12月11日在武汉时被“请客”而进警察局的故事,最初发表于1938年12月《新民报·新民谈座》(《全集》没有该文发表的具体日期),后改名《“请客”的故事》发表于1948年《小说(香港)》第1卷第2期。萧军日记1938年12月16日记述:“在‘一二·九’那天,由警察限制的十分钟之内我做了讲演。讲了三个故事,对他们印象很深。最近写了《第四个故事》,没经检查就发了,我担心也许会出问题,结果还平安。”由此可见,《第四个故事》发表时间比讲演时间晚,应在1938年12月16日前发表,早于《三个故事》的发表时间。而且,日记并未记述《三个故事》的发表。

  此外,《三个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在《全集》中有类似的文章,一是1938年9月撰写的《他也工作过了》,二是1946年1月撰写的《蹲在牛角上底苍蝇》,萧军1978年9月在回忆时曾说:“我很喜欢这个小故事,多少年来无论谈话或作文,记不清曾引用过它若干次了。”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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