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考古学的分支。美术考古学与传统意义上侧重于形式审美的美术史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20世纪源自于西方的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后，每一项重大考古发掘的成果，都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进程产生着重要影响。考古学的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美术史的研究领域和格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改变以往美术史研究的观念。如何在美术史学与考古学两种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与互动，寻求新的契合点，促进现有美术史研究的发展是张朋川先生一直关注和致力研究的领域。

　　构建器物的传承谱系

　　张朋川自1965年进入甘肃省博物馆工作后，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项中国考古史上对美术史与工艺美术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发掘与考察工作。如1969—1978年，参加武威雷台汉墓、嘉峪关魏晋壁画墓、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酒泉丁家闸十六国壁画墓、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遗址、兰州花寨子新石器时代遗址、玉门火烧沟青铜文化遗址等多项有重要影响的考古发掘或考察工作。1978—1982年，主持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工作。1983—1984年，主持肃北祁连山古代岩画、武威五坝山汉代壁画墓考古工作。1996年，张朋川被国家文物局任命为西北地区馆藏一级文物鉴定组专家。自2000年起，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任苏州大学博物馆馆长。

　　张朋川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善于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梳理每一类器物的历史演变序列，以有确切时代和纪年的文物为纵向的坐标点，建立成系列的同类型器物的纵向坐标。在此基础上，再以同时期共存的其他器物进行横向比较，建立横向坐标。纵向时间轴序和横向空间轴序共同构建起美术考古的器物的传承谱系，同时结合文献的记载，进行实物与文献的两相互证，从而使得出的结论具有实证性。

　　如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张朋川结合考古发掘的情况，发表了《试谈大地湾一期和其它类型文化的关系》《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题材和艺术价值》等文章。他运用考古类型学和美术学的方法对大地湾一期文化类型与陕西宝鸡北首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北首岭下层类型）、裴李岗磁山文化以及半坡类型进行了比较，得出“大地湾一期经北首岭下层到半坡的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以及“仰韶文化至少存在两个以上的起源”等结论。为探寻我国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上游各文化类型的相互关系、老官台文化的分期以及仰韶文化的渊源等研究做出了重要的推进。

　　1972年，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发现为研究魏晋时期的绘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张朋川执笔的《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题材和艺术价值》一文，将嘉峪关墓室壁画与东汉壁画、石刻画像在题材上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嘉峪关墓室壁画的题材反映出当时儒家思想影响的减弱。同时，通过敦煌石窟与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在造型艺术的风格对比，也可得出敦煌石窟的造型艺术继承了魏晋时期的艺术传统。

　　张朋川早年修习的壁画专业和几次国内重大考古的主持经历，以及在编撰《中国彩陶图谱》时苏秉琦与宿白诸先生的指导，都深刻地影响了他日后善于运用侧重于实证的“考古”眼光对中国美术史、工艺美术和设计艺术学等领域的研究。综观其对古代绘画作品和工艺美术品的研究，也无不透露出“考古学”的学养和功底。

　　张朋川对彩陶文化的测绘和系统性研究在古陶瓷学界最具代表性。他在对两千多件彩陶实物和纹样进行实际测量和纹样绘制的基础上，对原始彩陶诞生的社会背景、自然环境、工艺技术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以区、系、类型为分类，对不同区域和文化类型的彩陶及其装饰纹样的内涵、演变过程进行了纵向排比。从图案学的角度，对彩陶纹样的各种形式法则进行了规律性分析，进而阐明了中国彩陶艺术的特点和风格。

　　倡导跨学科综合研究

　　张朋川认为，中华文化艺术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尽管美术考古以实证为主要依据，但考古资料依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这便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做到去伪存真。譬如，对于当下中国美术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他提出：从民国早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美术史的内容经历了一个以文人画为主体内容的书写，逐步扩及对雕塑、工艺美术以及民间美术等内容的研究。尽管近年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引进了西方图像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使得传统的中国美术史书写方式得以改变，但由于中国美术史是从古代绘画史的基础上发端而来，因此，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仍存在“先天不足”。他认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分期仍以古代王朝的体系划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对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北朝、辽、西夏、金、元等朝代的美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使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缺乏应有的文化地位。中国美术各个门类的研究往往以纵向的研究为主，缺少横向的比较与联系，中外美术的交流与互动也缺乏更深入的研究。

　　在古代绘画作品的鉴定方面，张朋川认为，历史上从东晋至民国，历代书画名家的传世卷轴画真迹作品的真伪鉴定与考证是决定中国美术史向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运用社会学、图像学、风格学、工艺美术及考古类型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研究便是代表性的一例。2003年，张朋川发表了《考古文物与中国传世古画鉴定》一文，对故宫本《韩熙载夜宴图》及存世的其他传本进行详细的考证。他认为，这幅作品的画面中蕴含着丰富的形象资料，“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图式，还呈现了特征鲜明的人物造型、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的服饰、成套的陈设家具、组合的生活用具和器皿、有特色的装饰花纹图案，提供了大量的图像信息”。据此，他提出，“为了使古画鉴定更具准确性，就要对被鉴定的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考证……鉴定古画的工作者除了掌握传统的鉴定方法外，还要精通中国绘画史、中国画学史、文房四宝和装潢史，并且还需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服饰史、图案纹样史、建筑史、陈设史、家具史、器具造型史、风俗史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对古画鉴定工作者的要求更高，需要掌握的知识更加全面”。

　　张朋川从建筑、家具、摆设、器皿、服饰、图案纹样、时尚风俗等方面，全方位地将古画图像与各类考古文物进行比较，选取有确切年代的考古文物为坐标，找出被鉴定的绘画中各类物品的样式出现年代的下限，进一步判定被鉴定的绘画作品完成的下限。利用这一方法，张朋川对《韩熙载夜宴图》各传本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提出，“图中的家具就有床、桌、椅凳、衣架、屏风、鼓座、烛架等多种类别，每一种家具都有其发展的历史和不同的时代特征。近几十年发现的宋、辽、金墓的壁画中有不少的家具图像，并且还有桌、椅等实物出土，一些家具的文物资料还发现于纪年墓中，为确定‘夜宴图’中成系列的家具的年代下限提供了依据”。

　　此外，对各传本的《韩熙载夜宴图》所反映的室内陈设、服饰和妆扮、家具和器皿、装饰与图案等图像的发展演变，张朋川也深入地进行了比较与分析，揭示出不同传本画作的图像所反映出的不同的时代文化内涵。这便是他从跨学科的视角，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取得的一部重要的代表性成果，为当下国内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

　　治学与教学相长是张朋川从事美术与考古教育的一贯主张。年逾古稀，他仍笔耕不辍，同时还在坚持为博士生和硕士生讲授考古与美术史和工艺美术史的课程。他已出版的近30部重要的学术论著，则为当代中国的美术考古学和设计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