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定量研究发展令人瞩目，为社会学学科进步和社会治理均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随着入户调查方法进一步成熟和大规模高质量抽样调查数据的多年积累，利用个体层面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已经逐步成为社会学定量研究的主流模式，并为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和范式完善提供了重要的阶梯和载体。但随着定量研究方法本身的精益求精和研究对象的日益拓展，这一模式也在不知不觉中或多或少削弱了定量工作者聚焦宏观现象、发现和检验宏观理论的敏锐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微观旨趣”逐步形成路径依赖，甚至影响到定量研究检验大理论和服务“国之大者”的能力。因此，定量研究呼唤重新回归宏观视野，养成“宏观观照”。随着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方法和信息的引入，这一学科发展的大命题得到了初步的响应和探索。

　　“微观旨趣”与学科瓶颈 

　　“微观旨趣”的个体研究和“宏观观照”的群体研究有何差异？前者对学科发展带来的瓶颈为何？

　　第一，数据对象不同。个体研究聚焦自然人或家庭、企业，使用个体层级的属性数据；群体研究则聚焦区域或集体，以其群体属性指标数据来分析社会系统的过程。第二，理论对象不同。个体行动或过程的微观理论、行动理论是个体研究的假说检验对象；宏观理论特别是治理理论，则是群体研究的假说检验对象。第三，问题对象不同。个体研究要解决的是个体社会结果的最优化问题，以及宏观结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结果；群体研究则把个体的理性（或非理性）行动及限定因素作为既定前提，研究区域甚至社会层面治理结果的最优化过程。

　　“微观旨趣”的研究路径依赖，给定量社会学发展带来三方面的瓶颈。一是视野窄化，时间跨度不足。其研究基于个体调查，因此数据的跨度必然受到调查时间和成本等限制；空间粒度过细，传统定量社会学的观测粒度是独立分布的个体，但社会运行和决策的主体，往往不是独立的个体。二是方法固化。传统定量研究的主导方法是调查问卷数据描述和拟合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它不能解决重要社会指标的大时空描述、非显性社会指标的准确测量、复杂系统形成和海量数据的特征发现。三是观照矮化。主要表现在，理论尺度局促——由于聚焦个体层次，定量社会分析所证实或证伪的假说理论，往往无法对宏观社会过程有总体性的探索；学术旨趣纤巧——近十年来，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旨趣愈显技术化和精致化，渐渐失去了原应属于社会学者的宏大想象力，以及致力服务“国之大者”的厚重情怀和问题意识；研究根基悬浮——定量社会学的训练和实践，往往易使学者习惯于依托在手数据，对西方既有理论进行异地、异时和不同人群的拓展检验。这一倾向往往会形成数据和理论的时空脱节，助产“盆景式”不接地气的研究。

　　宏观转向何以可能 

　　社会学宏观转向的条件，由方法论基础、研究价值和实现条件三个方面组成。

　　整体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整体主义的本体论立场核心观点是，社会群体可以视作一种“自在之物”的本体性存在，譬如社会、地域或阶层，具有主体性且在因果意义上是有效的。人类个体的行为法则和社会群体的过程法则有可能存在差异，故而两者之间无法还原化约或相互预测。因此，在社会学研究中有必要厘清分析层次。

　　宏观研究的多重价值。基于整体主义的宏观定量研究，虽不必然构成对微观研究的替代，但能够从多角度形成对既有定量研究的重要补充。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理论价值。宏观定量研究是“中层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和微观社会研究一样的系统实证检验。二是方法价值。宏观关联分析丰富了社会学因果推断的内涵，对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的检验，能够帮助剖析区群谬误的问题。三是治理价值。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治理层级较多的大国来说，宏观社会研究更符合中国因地制宜的地方治理实际。四是制度价值。宏观国际研究能够提供制度优势的实证检验，通过直接以国家、社会为样本进行统计回归分析，能够提供全球制度竞争的新视野。

　　宏观定量研究的实现条件。要进行宏观层面的定量研究，有两条不同的数据获得和研究路径。一种是通过局部宏观研究甚至宏观微观混合研究的累加，达到或接近宏观分析。另一种是直接在宏观层面实现对全部主体样本或单个复杂主体系统的分析。特别地，大数据结构涵盖了时间趋势、空间差异、时空演化、网络结构和海量文本等维度，催生启动了一种新型的宏观观照研究类型——宏观定量社会学。

　　宏观定量社会学最重要的特征，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传统方法无法获得或无法准确测量的关键性宏观指标，然后在群体层面运用时间序列模型、面板模型进行宏观理论检验。或者，运用机器学习、仿真建模、社会网分析等计算社会方法，进行宏观社会特征结构描述，以提出或修正理论。宏观定量社会学对学科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有着重要优势，是理论、数据和治理三元驱动的高度统一。它可以从理论观照出发，寻求数据的描述验证；也可以从数据驱动出发，形成理论的灵光闪现。在理论和数据的学科驱动之上，宏观定量社会学的发展更有着服务“国之大者”的治理驱动。

　　迈向宏观定量社会学之路 

　　宏观定量社会学，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取径，分别在不同领域和层次解决微观方法所不能解决的社会学研究问题。

　　基于海量文本的结构发现：社会文化特征的理论化。传统质性研究文本分析，面对海量规模文本常常束手无策。因此，学者尤其是文化社会学者主张使用各类文本大数据来发掘、测量数字与语义档案中的社会学意义。具体取径往往有二：潜在社会文化结构识别与呈现，主要方法为借助机器学习挖掘文本中的语言学特征分类；潜在社会文化规律的挖掘与诠释，主要方法为借助大数据可视化工具和指标描述，归纳发现文本中的特征和规律，并形成社会文化理论。

　　基于网络数据的复杂性研究：复杂系统的社会学呈现。社会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互动，会通过网络的汇聚、涌现和跃迁等过程，在宏观层面呈现出复杂系统的特征。而大数据特别是网络互动数据的出现，为透视复杂现象提供了重要基础。当下社会学领域的复杂系统研究主要有两大维度。一个是复杂网络的描述与测量。该研究基于各类社会互动和关联的大数据平台，采用可视化手段，对大空间跨度或者海量参与主体的社会现象进行呈现与特征计算。一个是复杂过程的仿真和模型。在这一类研究中，社会科学家主要通过多主体仿真建模或数学建模来制造一个人工社会。

　　基于宏观社会变量的实证关联分析：宏观理论的统计检验。该模式是和传统定量分析最为接近的一类取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起步较早，已经基于中国数据进行了系列研究和呈现。这类研究可根据因变量、自变量的大数据来源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变量和自变量均来自大数据。例如，为验证当代中国互联网文化传播中的“代内反授”现象（也即年龄相差仅仅数岁的一代人内出现文化代沟），学者以数百个网络热词的微博使用热度作为自变量“传授”，以百度的搜索热度作为因变量“学习”，然后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发现代内的反向社会化关系。一类是因变量或自变量来自大数据。例如，为测量百年来美国人对阶层的关注度，学者使用数字化图书语料库，通过计算美国出版书籍中与阶层相关单词的词频来生成因变量“阶层意识指数”，为经典理论提供了时代新证。

　　基于宏观微观双重数据的多层研究：厘清区群谬误。社会学家可以从实证角度，以宏观微观机制对比的立体视角，进一步加深对X和Y间因果共变关系的理解，深度解决区群谬误问题。如果宏观关系与个体层面的微观关系一致，那么X和Y在从个体向宏观的汇聚过程中，起主导的就可能是叠加和重复效应；如果不一致，那么应该探索这种区群谬误存在的原因。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定量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步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在诸多领域引领中国与国际社会学接轨。同时，中国定量社会学也在本土化的道路上进行了重要探索，在概念体系、理论建构、数据采集和研究方法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不过，我们也看到，自重建以来，其发展路径主要还是后发依附式的。这种模式向中国社会学引入了西方社会学发展中已然存在的不足，定量研究的“微观旨趣”就是其中之一。对中国的定量社会学研究而言，忽视宏观的微观路径依赖，已经形成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瓶颈。主要表现在，以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论英雄的科研考核体系，一度鼓励了“盆景式”的定量研究；研究视野几乎仅限于当代中国，缺少对中国的历史社会、近代社会、改革开放前30年社会的探索，也缺乏全球问题意识；理论观照局限于西方陈说在中国情境中的检验，本土化理论建构不足。其代价就是，中国定量社会学在世界范围中话语权较弱、影响力较小。

　　而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特别是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发展，将有望加速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构建。这一转型的使命，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

　　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从西方理论的传统渊薮，走向中国之治的聚焦导向。中国社会学的后发依附模式，一度使得实证研究的主要关注领域，多来自西方社会发展实践中的传统议题甚至特征化问题。一方面，社会分层、跨国移民、教育回报、女性权力等社会学研究概念和知识体系，多扎根和提炼于西方社会治理的百年经验，往往不能涵盖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化对象。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中已解决或待解决的很多议题，在当代社会学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土问题意识的缺乏和学科知识体系的惯性，使定量研究者在选题构思、设计问卷到测量指标和模型分析的全过程中，都往往难以跳出西方定量研究的窠臼。

　　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理论担当：从西方理论的中国旁证，走向中国理论的话语建构。中国的宏观定量社会学不满足于对既有西方社会理论在中国进行宏观检验，它致力于探索本土宏观理论的提出和体系构建——大数据蕴含大现象、大规律，能够引致新的大理论、大发现。在源自欧美的理论之外，开辟出富有中国理论潜力的前沿地带，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服务能力：从本土现象的微观聚焦，走向“国之大者”的战略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方面较传统定量分析更具优势、更有力量、更为直接。大数据为中国定量社会学打破了传统调查数据的国别限制，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借助新型信息资源，以更为自信的“平视”视角来观察与解剖国际社会，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和清晰的视野，来审视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大现实问题，以此向全世界贡献社会学维度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历史观照：从当代社会的短焦详察，走向兼顾中华文脉的长焦远读。当代中国社会学定量研究缺乏历史观照的原因有三。第一，研究对象严重依赖当代社会调查问卷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的分野，导致定量研究学者的传统历史文化熏陶和训练不足。第三，学术传统倚重美国社会学定量研究，但美国社会学的历史观照本身就有不足。所幸，宏观定量社会学依靠大时空跨度的大数据，可形成对传统分析时间框架的突破，甚至能实现对历史数据、文化资料的远读、量化和总览，以催生新的概念、观点和理论。

　　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人才培养：从单一的个体科研训练模式，走向教学相长的立德树人团队模式。当代中国定量社会学的人才培养具有一些不足，比如教育教学中重技巧养成、轻思维培育，专业训练中重数理模型、轻问题意识，评价体系上重论文发表、轻社会服务，甚至容易形成一种重术轻道、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研究自闭倾向。而宏观定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空跨度巨大、信息结构复杂，它既适合成为全方位学术训练、宏观理论思维养成的专业领域，也对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提出要求，有利于促进跨专业、跨机构、跨地域、跨场域的学术合作，更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梯队培养。

　　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传播使命：从仰视或漠视西方学术平台，走向全球学术平台中的竞争和主导。这里的传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要以自信的心态在全球学术竞争中形成国际学界公认和推重的中国学派。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服务“国之大者”的路径大相径庭，后者有其深刻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源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面向全世界“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二是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需要充分的数据和学理来支撑和检验。在定量社会学领域中，随着中国学者规模、学术质量以及中国人创办的国际学术载体数量不断增多，基于中国数据讲述中国理论的成果，在全球学术舞台中不断涌现。在传播中国声音方面，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更具有独特优势，它能够以客观、权威的学术作品方式，向国际舞台和全球公众推送中国之治的成果、中国道路的自信和中华文脉的传统。

　　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和国际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在本土化方面，当代定量社会学宏观转向的特征，主要是进一步强化扎根中国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这既是社会学属性和社会学人家国情怀的内在驱动，也是中国的新时代本土情境、大数据本土资料对社会理论的呼唤。这一宏观转向，能够让我们用全新的观察层次与视野、空前规模与精密的研究数据，为中国社会学理论体系构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为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全球发声做出有力探索。

　　最后要强调的是，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是“计算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深具天时、地利与人和优势。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互联网用户接口，而有力的政治体制和辽阔的国土幅员，也使得我们的社会发展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同步性与异质性的高度整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之“大”，既对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大理论挑战，也为研究者透视大时空、解析大数据提供了更多的战略机遇。当代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是从“微观旨趣”主导走向“宏观观照”兼顾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学的自我革新精神与不懈理论追求在新时代的回响，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这一关于量化范式重要性论述的贯彻与响应。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