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文学史叙述中，归有光多被视为明代散文的代表性人物。但他在世时，声名并不十分彰显，后来钱谦益推重归有光，称赞其散文为“三百年第一人”（归庄《吴梅村六十寿序》），归有光的文学成就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不过，“明文第一”这一话题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与讨论，清代选家通过选本的序言、选文、评点等方式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一论争。
清代不少选家在编选明代散文选本时，往往将归有光散文置于重要位置，但对称其为“明文第一”的说法持保留意见。黄宗羲编有《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等选本，其《明文案序（上）》《明文案序（下）》两篇序文，对明代散文的发展演变作了全面的论述。在他看来，明代文章的正宗至少包括宋濂、方孝孺、杨士奇、李东阳、王阳明、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赵贞吉、赵时春、艾南英等人。黄宗羲并不认同以归有光散文为“明文第一”的说法，认为如果除去其散文中的“叙事之合作”等因素，归有光的散文甚至不如宋濂。当然，黄宗羲也肯定了归有光散文的成就，其《明文授读》选归有光文11篇，位列方孝孺、钱谦益、宋濂、唐顺之、王慎中之后，与王阳明、艾南英并列第六。黄宗羲在《郑禹梅刻稿序》中同样不认可以归有光散文为“明文第一”的说法，认为文章家推归文为第一“已非定论”，但他也提出，归文在“得史迁之神”“一往情深”等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影响很大，特别是写女性的那些散文，情深意切、可歌可泣，可长留天地之间。
张汝瑚评选有《明五大家集》《明八大家文集》《明十一大家集》等选本，这三种选本均选录了归有光与宋濂、方孝孺、唐顺之、王慎中五人的文章。崔征麟编选《明四大家文定》（现存三种），归有光与方孝孺、唐顺之在列。孙琮编选《山晓阁选明文续集》，对归有光、钱谦益两家推崇备至，选归有光文一卷半计34篇，选钱谦益文二卷半计64篇，两人选文占整书一半。孙琮认为，归有光的文章“遒上雋永，允称作者”，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反对复古派险僻幽昧文风中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归有光在清人编选的多个散文选本中有“八大家”之一的美誉。刘肇虞编选《元明八大家古文》，将元代的虞集、揭徯斯，明代的杨士奇、王阳明、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艾南英列为“元明八大家”，与归有光并称的明代作家有五人之多。刘肇虞认为，这些人的文章各有特色，难分高下。李祖陶编选《金元明八大家文选》，将金代元好问，元代姚燧、吴澄、虞集，明代宋濂、王阳明、唐顺之、归有光八人列为“金元明八大家”，与归有光并列的明代作家有三人。李镕经为该书作序时提出，这些人的文章“皆一代之精英，所结不越乎唐宋亦不局于唐宋者”。近代以来，在王文濡编选的《明清八大家文钞》、徐世昌编选的《明清八家文钞》、钱仲联编的《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中，归有光均入选“明清八大家”。
顾有孝编的《明文英华》选明代作家119人，选文301篇，人均选文不到3篇，选归有光文9篇，位列宋濂（18篇）、钱谦益（14篇）、方孝孺（11篇）等人之后。潘耒在《明文英华序》中提出，就作者及文章风格而言，可称为明文“英华”的主要有宋濂、方孝孺、吴宽、王阳明、唐顺之、归有光、钱谦益、黄淳耀等人。薛熙编选有《明文在》，他认为明代最重要的散文家是宋濂，文章“正派”则包括方孝孺、苏伯衡、杨士奇、王阳明、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徐文驹、罗景泐编选《明文远》，将归有光与宋濂、方孝孺、唐顺之、王阳明等人作为明代散文的主要代表人物。可以看出，在诸多选本中，归有光散文的确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言古文者终以顺之及归有光、王慎中三家为归”。这些选本基本上都将归有光与宋濂、方孝孺、唐顺之、王慎中等人相提并论，但不少选本对归有光的评价与选录其文章的篇数均比不上宋濂、方孝孺、唐顺之等人。归氏散文“明文第一”的说法并未获得选家的普遍认可。
而在桐城派所编文章选本中，归有光文章则被视为“明文第一”。方苞奉命编定《钦定四书文》，其中《钦定正嘉四书文》共6卷，选文112篇，选归有光文最多，达34篇。方苞认为，归有光的时文“实能以韩、欧之气，达程、朱之理，而吻合于当年之语意”，“后有作者，不可及也已”。据清末萧穆《刘海峰先生唐宋八家文选序》所言，刘大櫆编选有《唐宋八家文选》，虽名为“八家文选”，其实选录了十一家文，八家之外，在韩门附李翱文6篇，在苏门附晁补之文2篇，明代则选录了归有光一人之文33篇。刘大櫆还在《汪在湘文序》中发出了“其在明代，惟归氏熙甫一人”的赞美之词，足见其对归有光文章的重视。姚鼐在编选《古文辞类纂》时明确构建起桐城派文统，把归有光作为连接唐宋八大家与桐城派的桥梁，所以他在明代也只选了归有光一人之文，选文高达32篇，并对归有光文章作出高度评价。例如，评《女如兰圹志》时说“此等小文，无依傍，绝高古”，称《项脊轩记》为“此太仆最胜文字”，赞《畏垒亭记》“不衫不履，神韵极高”。因为《古文辞类纂》的巨大影响，归有光在桐城派建构的古文统绪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得到广泛认可。梅曾亮编选的《古文词略》、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吴汝纶编选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都沿袭了姚鼐的做法，明代部分只选归有光一人之文。所以，王文濡评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时直接提出“桐城派实从震川得来”。
需要指出的是，桐城派所编的选本并不是一味赞扬归有光文章，有时也会点出其不足之处。例如，方苞认为有人评价归文达到《史记》《汉书》的高度，这“未免太过”；姚鼐评归文时提出其有“首尾琐细语，尚宜剪裁”的弊病。当然，这些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认同归文“明文第一”的地位，而是表明他们对归文的优点和不足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在编选的选本中，黄宗羲、刘肇虞、李祖陶、方苞、姚鼐等清代选家对选录的大多数归有光文章都进行了评点，而且经常用归文作为参照系评判其他人的文章，评点内容涉及散文创作的文法、义理、情感等诸多层面。这些选家从不同角度作出的评析，在确立归有光散文经典地位的同时，也极大丰富了清代散文理论的内涵，推动了清代散文创作实践的发展。而引入选本批评的视野，对我们认识归有光散文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明代散文选本文学批评研究”（20XZW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