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是生态文学的核心概念，19世纪中叶以来，梭罗、缪尔、利奥波德等美国自然文学的先驱前赴后继地“深入荒野”，他们的荒野实践与文学作品对后来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当代生态诗歌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当代诗人荒野实践的持续深入，当代生态诗歌的书写面向由单一走向多元、由批判的诗学转向建构的诗学。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生态诗歌呈现出空前高涨的荒野探寻热情，雷平阳、沈苇、哑石、李元胜、哨兵、张二棍等诗人，或常年游走于荒野进行博物实践，或栖居并记录某个地域的自然万象，他们基于荒野实践的生态诗歌书写建构了更具深度的生态诗学范式。

　　荒野损伤与生态伦理建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经济以大量“处女地”的开发为前提，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在山野大地上交相绽放。这种思路强调对荒野经济价值的开发与获取，遮蔽了其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

　　雷平阳常年行走于家乡云南的大地山川，认识到“一个时代正兴致勃勃地消灭着旷野和山河”，他写下悲悯情怀与悲怆情绪交织的大地之歌。他的诗歌《在安边镇，一愣》写边地小镇的荒野损伤：“一愣：雨林遭受灭顶之灾/替代的橡胶林或桉树，样子与规模/都像一支嗜血如命的军队。”其中，“一愣”暗示了荒野改造的速度之快和经验冲击之强烈，原始森林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天然屏障，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橡胶林和桉树代替原始雨林，是经济理性对生态伦理的替代。荒野中的原生态自然物种被人为破坏，雷平阳以悲愤之情书写这一醒目现实，其诗学旨归是唤醒人们的“自然之心”，呼吁在经济开发的同时兼顾生态平衡。李少君被称为“自然诗人”，他的诗歌《某苏南小镇》聚焦人类对自然草木的“修剪行动”，体现了现代景观美学观念对荒野自然的规训与修正。李少君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从自然草木的生命视角出发，写出了我们熟视无睹的自然生命体验。这种诗歌思维视角的转变内蕴着人与自然之伦理观念的深层转换，召唤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生态伦理的建构。

　　荒野是众神之地，是自然万物的生存家园，当代生态诗人的荒野探寻较多体现为对荒野动物（尤其是濒危珍稀动物）的诗意凝视与生命关怀。吉狄马加的《我，雪豹……》、龚学敏的《大熊猫》等长诗聚焦雪豹和大熊猫等“旗舰物种”，均是从荒野自然中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出发，烛照它们的生存困境，深刻揭示了荒野自然的损伤对它们造成的危害。《我，雪豹……》是“雪山真正的儿子”雪豹的生命自白，“在子弹飞过的地方/群山的哭泣发出伤口的声音/赤狐的悲鸣再没有停止/岩石上流淌着晶莹的泪水/蒿草吹响了死亡的笛子/冰河在不该碎裂的时候开始巨响”。这是雪豹的“伤逝”，人类的暴力行为戕害了整个雪山生态系统。

　　在生态美学的视域中，荒野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整全，意味着自然生命的和谐共生。荒野的受损，是人类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是对生命共同体的割裂。生态诗人在荒野实践中遭遇自然损伤的显豁现实，对其进行基于生态伦理的批判书写。他们共通的诗学诉求在于，荒野中的动植物与人类分享同一片大地，人类行为对荒野自然造成了巨大的怆痛，这要求我们对以往的自然观进行深入反思，在对荒野生命的体认中建构整体的自然生态伦理观念。

　　荒野体验与生态诗境建构

　　在新世纪语境中，诗人面对荒野时的思想观念与审美姿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同样是置身荒野仰望星空，在郭小川20世纪60年代初的《望星空》、西川20世纪80年代的《在哈尔盖仰望星空》与李少君21世纪初的《神降临的小站》三首不同时代的诗作中，抒情主体的荒野体验与诗歌意境均发生显著变化。三位诗人的抒情都以“自然神秘”为基础，郭小川虽然感叹“在那神秘的世界里，/好像竖立着层层神秘的殿堂”，但其思想与情感指向是对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认、想象与赞扬，“人生虽是暂短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在空前高涨的改造自然的集体热情中，“望星空”恰恰构成对本真的荒野自然的盲视，凸显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本质力量，在郭小川那里，荒野自然是作为被征服的客观对象出现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诗人西川同样惊叹于星空的神秘，“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听凭那神秘的力量／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这首诗以个人化的强烈宗教性体验宣告人类本质力量的瓦解，昭示着外在于人类世界的绝对神秘力量，认为荒野自然中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他者”。到了21世纪，诗人李少君再次惊叹于星空的深邃，“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烁的星星/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我们可以看到，郭小川的诗歌借星空确认人类的本质力量，西川引入基督教维度中的超验力量，而在李少君的诗歌中，这些本质化的力量全都被消解。诗人的目光在星空的逐层扩展中抵达“神居住的广大的北方”，这是基于纯粹的荒野体验建构的神性自然。诗歌中“小如蚂蚁”的“我”是从浩瀚深邃的星空视角对自我的一种想象性反观，抒情主体陶醉于自然生命的浩瀚与博大，徜徉于人与自然的大和谐之中。

　　当代生态诗人的荒野体验不仅聚焦空旷、辽远的宏阔自然，同时关注细微的自然生命，在细微中洞见自然生命的博大。诗人李元胜被称为博物旅行家，其诗歌《露珠》在一粒“露珠”中透视自然的深邃，日常生活中被我们熟视无睹的自然之物在诗人的笔下闪耀着神性的光辉，这种“神性”包含着自然的神秘和生命的神圣。哨兵常年守护着洪湖中的野性自然，《日落前过蒋庄村，闻鸭倌呼唤》照亮了荒野中“众神降临”的神圣时刻：“天黑前/他要从芦苇地里把一千只翘鼻麻鸭/喊进村，却在漫坡上唤出红腹锦鸡/牛背鹭、黑鹳和众神。”“喊进”与“唤出”昭示着人与动物的日常默契关系，“众神”与野生动物一起在夜色中降临，护佑着洪湖中的生灵。“鸭倌”通晓动物的习性和自然的规律，他的声音与洪湖生态系统的变化内在契合，洪湖、鸭倌、动物构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这正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天、地、神、人和谐共生的诗意栖居之境。

　　新世纪生态诗人的荒野体验不断向纵深处延伸，不论是在荒野中仰望星空，抑或与荒野中的万物默然相守，新世纪生态诗歌对自然之神秘、神圣的领悟都呈现出显明的生态存在论内涵。荒野体验与诗性思维的转变，意味着新的自然审美范式正在形成。

　　超越“风景”：自然诗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山水诗是中国古代自然诗学的典范，铸造了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诗歌境界。现代以来，“风景”取代“山水”成为现代诗歌表现内在自我、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中介或隐喻。“荒野”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在当代生态诗歌中的出现，是对现代诗歌风景诗学的超越，是对以山水诗为主体的古典自然诗学的继承与转化。

　　如果说现代诗歌的风景书写意在凸显现代的主体性自我，当代生态诗歌则强调一种纯粹的自然面对，强调人与自然互为主体。正是基于纯粹的自然面对，自然的丰富性和内在性得到细腻而清晰的呈现。沈苇认为，“风景是大自然的‘显在’方式，可谓冰山一角，因为大自然有更多的‘隐在’、沉潜、神秘乃至未知”。当代生态诗人扬弃“风景”化的审美心理，拨开“风景”的表层帷幔，深入自然的肌理，洞见神圣与神秘交织的自然世界。当代生态诗人从荒野中的自然万物中探寻生命的奥秘，在挣脱原有固化自然审美范式的同时，自然审美的触角得以延伸，自然审美的范围得以扩大。当代生态诗歌的诗学旨归是建构具有时代气息与民族特色的诗意境界，其关键是处理好自然与文明、科学与诗性、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关系。生态诗歌的荒野探寻不是对现代文明的浅俗批判与绝对扬弃，而是要充分吸纳现代科技成果，在对自然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审美建构。对神圣自然的价值重建，其关键在于人类心灵深处对自然的敬畏，在人与自然相互冥合的诗意境界中进行生态启蒙，引导人们接受荒野的教育，顿悟自然的宗教，护佑人类共同的生态家园。

　　我们可以在山水诗和当代生态诗歌之间找到某种历史的对应，谢灵运在遍寻荒野的过程中品味山水，陶渊明在田园隐居中细咂自然，究其实是被动性的自我情绪疏导。而当代生态诗人的博物实践意在对自然生命的发现与守护，是基于对自然万物的好奇与敬畏，是一种主动性的生态实践。这意味着一种诗学传统的转化，谢灵运式的山水寻踪转化为李元胜、沈苇等诗人的博物考察，陶渊明式的田园隐居被改造为苇岸、哨兵等诗人的地方守望。另外，山水诗最初的理论资源是魏晋玄学，生态诗最初的理论资源是生态学，这导致两种诗歌形态在最初都有概念化的弊病，“哲理的尾巴”和“思想大于形象”是它们共同的问题。但是在经过儒释道的思想融合、山水游踪范围的扩大和几代诗人的艺术整合之后，山水诗在唐代迎来了艺术佳境。这无疑为生态诗歌的艺术发展提供了历史启迪，召唤着当代生态诗人更加深入的思想砥砺与艺术锤炼。

　　（作者系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