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现代诗歌史上，艾略特地位尊崇，奥登被认为是艾略特之后英国20世纪最重要的诗人，20世纪30年代更是被称为“奥登时代”。当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奥登早期的诗歌作品直面社会现实，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观照为其赢得了大量读者。在为《奥登诗选：1948—1973》撰写的前言中，奥登文学遗产的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声称：“因其所表现出的全部学识和高超诗艺，他或许是表达平等和爱的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奥登诗歌早期关注政治性话题，客观上迎合了所在时代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布罗茨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被希尼称为在“公共主题上缔造时代的诗人”。奥登已经逝世50余年，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世界多地局势仍旧紧张，当下重温奥登关于战争与和平等公共话题的伦理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奥登的战时体验

　　20世纪30年代是奥登创作的关键时期：前几年欧洲还比较平静，他以高质量的作品赢得了广泛好评，并渐有英国文坛左翼盟主之相。奥登不像艾略特以及同时代文学理论家理恰慈、利维斯那样倚重形式主义美学；面对当时山雨欲来的国际局势，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视角，希望以文学介入社会、回应社会危机。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期，欧洲形势危殆，在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之下，奥登服膺雪莱和马修·阿诺德等英国作家和批评家的文学观念，发挥文学反映社会现实、扬善惩恶的功能。他甚至效仿亲赴欧洲参加希腊民族主义革命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奔赴战争前线，同法西斯力量作斗争。1937年，奥登随西班牙救援委员会（the Spanish Medical Aid Committee）到了西班牙，但未能如愿开救护车，而是被安排充当宣传机器，于是他很快便返回英国，不过此次经历促成了他创作长篇战争诗《西班牙1937》。这年夏天，奥登与作家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受出版社之邀写一本关于东方的旅行书，地点自定；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西方心目中神秘的东方古国立刻成为他们不二之选的目的地。奥登与衣修伍德于1938年1月抵华，并由原计划的旅行杂记作者摇身一变成为战地记者。由于当时西方在华记者极少，两位业余新闻记者的声音变得弥足珍贵。他们采访了周恩来等人，并亲赴战争前线，零距离地感受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奥登以在华的观察为题材，创作了十四行组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并和衣修伍德共同写作了战地札记《战争行》（Journey to a War）。

　　奥登诗歌的伦理关怀

　　1939年1月，已成为英国“左翼诗歌”灵魂人物的奥登抵达纽约，随后定居美国，加入美国籍并重新皈依基督教。大战前夕他不合时宜的举动引起了巨大震动，时局危难之际，社会期待他如同在西班牙内战中那样，以笔为戎，鼓舞民众士气，共同应对英国和欧洲面对的困境。他的出走被视为背叛、怯懦之举，英国诗人拉金批评奥登不再关注政治与社会话题，而是沉迷于一己之私，美国诗人贾雷尔也指责他不进反退。一时间，英美批评界不再待见奥登，他被悬置起来，成为“超国家诗人”（super-national poet）。他在英国时期的创作成功在于植根本土、反映岛国民众的心态与情感，美国时期的创作则被认为流于表面，未能深入美国肌理。当然，回归常态后的批评界和读者慢慢接受了奥登的转变，并从艺术上肯定了他美国时期的创作。

　　相比前期表现出的社会关怀和对现实政治的介入，奥登的创作在1939年赴美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开始强调“艺术无用”论，以此反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先前的社会批评立场，而是他对自身早期的文艺观念冷静审视之后的自然选择，他依然相信文艺的伦理与道德观照，但不再坚持政治与意识形态至上。1939年叶芝去世后，奥登创作了著名的悼亡诗《纪念叶芝》，诗中广泛传颂的名句“诗歌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揭示了诗人面对法西斯主义兴起和政治背叛时代的无奈，以及对未来历史进程的不安与绝望。奥登借由“艺术无用”论，捍卫了艺术的独立性，这是秉持回归艺术本体的立场，不再一味地强调艺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功能。虽然他不再热衷于通过诗句服务社会现实和政治变革，但是奥登的文字一如既往地体现出社会担当，具有强大的道德和伦理力量，这是奥登仿效艾略特等作家拯救现代人精神生活和道德困境的有效途径。

　　1940年，欧洲进入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冲突，已移居美国一年的奥登创作出千余行的哲理诗《新年来信》。该诗体量巨大，关涉人性与历史、艺术、文明和暴力等主题，包括伦理和道德。这首诗的结尾处写道：“啊 每天在夜里和劳作中/我们的生与死都与邻居一起，/爱 再一次照亮了/城市和狮子穴，/世上最大怒火，年轻人的旅行。”这几行诗传达出诗人对世事的关注，揭示了共同体的概念，如同英国17世纪诗人邓恩的一篇祷告词的著名诗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足以自全；/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是整体的一部分。”奥登试图呈现人世间普遍的爱恨情仇，诗中的每个人都是世界大陆的一块块碎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刚离开中国战场一年的奥登，在写作这首长诗时，脑海中或许闪现着他在遥远东方曾见到的一幕幕景象。

　　奥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关注人类福祉，回应公共事件，抑恶扬善，关心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直面西方社会的道德低下、国际法西斯的罪恶、侵略战争的非正义等，表现被侵略民族的苦难、国际难民的困境。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彰显了深厚的人文关怀，其伦理主题和语言艺术的深度互动激发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对政治和历史事件的观照上，奥登实现了雪莱和阿诺德等英国作家和理论家关于文学观照和介入社会的期望。他的名诗《西班牙1937》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被视作对抗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的战时宣传作品，他把军事冲突描绘成在开历史倒车和寻求正义之间的重大选择；以中国抗战为题材的《在战时》不局限于对中国战事的描写，展现了人类面对战争的苦难、无奈、迷茫。奥登通过这些名篇谴责杀戮，质疑战争的合理性，抒发对战争及人类文明的沉痛反思，彰显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

　　奥登译介、研究在中国

　　奥登来华近5个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创作表现中国军民抗日的《在战时》，为中国诗人带来了现代主义文学和战事描写的启迪。奥登的老友、英国诗人燕卜荪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的《南岳之秋》也表现了对于文学与政治、战争关系的思考；他向学生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大师艾略特、奥登和里尔克等人。诗人卞之琳也在课堂上大力推介奥登的作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歌圈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奥登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等西南联大诗人（以“九叶诗派”为代表）受此影响，冷落英国浪漫主义诗风，青睐艾略特和奥登复杂、朦胧又协调的诗歌，成长为中国较早的一批现代主义诗人。

　　奥登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从他来华的20世纪30年代末直至现在，奥登研究未曾中断过。奥登与中国文学界的关系是一大研究主题，例如穆旦、杜运燮等诗人如何受奥登影响，写作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是以往奥登研究的重要话题。近年来，蔡海燕、吴泽庆、邵朝阳、黄瑛等青年学者把奥登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些知名学者如张剑、蔡天新也推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纵观国内学者多年来的奥登研究，将其创作主题与风格结合起来深入考察，尤其是立足于知、情、意，从伦理和道德的角度切入者尚不多见，唐毅的《奥登诗歌（1935—1940）的伦理意识：主题与风格研究》（外研社即将出版）可谓例外。作者围绕奥登1935年至194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中国十四行诗》《纪念叶芝》《1939年9月1日》《美术馆》等众多代表作，将诗歌主题和艺术表现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审视，聚焦这六年间奥登诗歌中的伦理意识和文体风格，并试图由此出发，透视其诗歌的主题表现和艺术成就。同时，作者还调用了中国传统文论观念展开奥登研究，如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说”等。而奥登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获得众多青年才俊的激赏，或许正是因为其诗歌创作“丝滑”地契合了中国文论思想，这正应和了钱锺书先生“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著名论断。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