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距离当代未远，晚清词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源比此前的词学更为丰富，种类也更多，稿本文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晚清词学稿本文献形态多样，不仅包括词人的词作、日记信札、词话的手稿，还包括词选稿本、词籍批点本以及词人的题跋、与词学相关的书画作品等。这些稿本保存了词人创作时的初始信息，也形成了一个立体的词学文献体系，对于我们深入理解词人修改作品的意图、作品的存在方式、词学立场的表达方式、词人交游的社会网络等都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使用的晚清词学研究核心史料多为词学经典著作，对晚清词人留存下来的大量各类稿本文献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还远远不够。
近年来，随着图书馆等机构的开放和个人收藏的公开，晚清词人稿本文献极大丰富了研究者对晚清词学基本面貌的了解，也逐渐改变了晚清词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评价方式，学者开始自觉利用稿本文献来解决晚清词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例如，罗钢对《人间词话》稿本删改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人间词话》深层理论脉络的理解；彭玉平对国家图书馆所藏王国维若干手稿的研究，多角度呈现了王国维诗词创作实践与其理论主张的互动关联。此外，杨传庆等对郑文焯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李保阳对王鹏运词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都推动了学术界对晚清词学丰富历史图景和重要性的认识。但总体来看，对于稿本文献与晚清词学的关系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呈现词人创作的历史语境
日记信札是非常重要的私人文献。在近百年来的现代词学研究史中，已有相当数量与词人相关的日记信札被整理出版，如谭献日记、吴梅日记、夏承焘日记等。这些日记的整理出版，为深入考察晚清词学的历史现场和语境，再现晚清词人的创作互动、词学立场的变化过程提供了鲜活史料。例如，夏承焘抄录在日记中的晚清词人张尔田的书信以及他们讨论的词学问题，乃至他们谈及的学术之外的话题，对我们生动理解晚清词学史的样貌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抄录在日记信札中的词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一方面，这些词作可以用来与正式出版的词集进行文献学层面的对比考证；另一方面，这种特殊的存在状态复原了词作的创作语境，甚至能反映出作者在特定时空中的某些心境。这些语境对于理解词作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在日记信札中，词作与其他内容存在紧密的呼应关系，这为还原其诞生语境提供了很大便利。此外，日记信札中存录的晚清词人词作，也反映出这些作品传播形式的多样化。当时的很多词作在正式刊印前，往往以稿本状态存在，有时候只在日记里出现，有时候还出现在私人信札中，可能信的内容只有寥寥几句，但信札抄录的作品或许更能表达词人的幽怀。
通过日记信札还可以考察晚清词学批评的演进过程。日记信札是一种特殊的稿本文献，其中表达的词学观点和批评态度往往与词人在公开场合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如果脱离日记信札所蕴含的信息，可能很难明白晚清词人私下更为真实的词学批评态度。例如，张尔田在写给夏承焘的信中，表达了对况周颐的不满。日记信札也记录了词作被阅读的具体情境，可以深化我们对文学史复杂性的理解。再如，张尔田在给龙榆生的信中称，朱祖谋许多词的真实意义晦暗不明。这些记录在信札中的文学史细节，可以丰富我们对晚清词作阅读接受状况的理解和认识。
反映词学理论新变化
词选稿本和词籍批点本是晚清词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词选稿本和词籍批点本，可以更深入理解晚清词学的形成过程。晚清词学是在常州词派、浙西词派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创作追求和词学观点上都有独特之处。与此前的清代词学对话是晚清词学形成自身面相的重要路径。这体现在晚清词人对此前清人词选和词籍的批点中，也体现在他们个人的词选稿本中。例如，王鹏运在批点周之琦《心日斋十六家词选》中对周济的批评、朱祖谋和王伯沆编的清词选本中的词学批评，均是典型的例子。朱祖谋的《词莂》经弟子龙榆生整理在身后刊印，王伯沆的《清词四家录》稿本抄录了曹贞吉、顾贞观、端木埰和王鹏运四家词作。这两部具有个性的清词选本，反映了晚清词学的新变。
我们常把晚清词学的新变从理论上归纳为“重拙大”，但“重拙大”的具体内涵并不容易阐释。唐圭璋认为，这种理论新变“不等于抹杀一切日常见闻、清新俊逸的作品”。朱祖谋的《词莂》对毛奇龄词作的选择大概就是因为如此。唐圭璋进一步说：“真挚就是拙，笔力千钧就是重，气象开阔就是大。”他列举了四句温庭筠和韦庄的词为证，但评价的标准不仅是“真情”，还有“郁勃”。这说明，他所说的“真情”，并不局限于感情层面，还有一种深沉的表达要求。王伯沆在抄录王鹏运词时说：“录其幽涩之作，惜老人已逝，无从证明。”反映出编选者对词作意脉幽微要眇的主观把握，也表达出其对作品意涵不确定性的认同。
在晚清词籍校勘中，对周邦彦和吴文英词的批点最引人瞩目。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稿本系统。这些稿本中关于声律和文字校勘的一些意见，除了具有文本辨正的作用，还具有词学批评的意义。超越文献学层面的校勘整理，从艺术层面揭示其美学意义，是今后可以着力的研究方向。
展现丰富多样的词学图景
晚清词人在日常的阅读、创作和交游中，涉足的领域不仅局限于词学，也包括诗歌等文体，留下了大量集部稿本文献，这些文献有待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例如，上海图书馆等馆藏的郑文焯和夏敬观等晚清词人的稿本文献，反映了晚清词家广泛的文化交游和诗学词学成就，为刻画更为精细的晚清词学图景提供了可能性。
诗词融合是晚清词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晚清词学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传统诗骚话语，而且通过诗选诗作呈现诗词融合的美学标准。南京图书馆藏陈廷焯的《骚坛精选录》等稿本文献就体现了这方面的研究价值。上海图书馆藏王国维手抄、朱祖谋批校的沈曾植海日楼诗稿本中的涂改、批注等，包含了丰富立体的文学信息，值得进一步分析、探究其用意和诗学内涵，也可据此考察其与王国维词学理论、创作实践之间的互动关联。
晚清的金石风尚影响了词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很多词人参与金石收藏和研究，这在他们现存的稿本文献中有许多记载。绘画书法也影响了晚清词人的审美风尚，王鹏运、郑文焯、沈曾植和夏敬观等人有丰富的绘画书法实践。一方面，他们的词学观念与诗骚传统有着深刻关联；另一方面，他们的书画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其词学观念的改变，所作之词更强调画面感的营造，体现出明显的视觉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词学的衍生品，如集宋词联、题画词等。这些不仅是文人雅趣，而且涉及情感寄托、文人交际，此类看似游戏笔墨的跨媒介文艺实践，丰富了晚清词学的文化意涵。
揭示对现代词学的影响
除了外在因素，在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中，词学内部的变化和发展理路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晚清词人稿本文献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现代词学的形成过程中。龙榆生在选编《唐宋名家词选》时，抄录过多种重要的晚清词家的批点稿本，如郑文焯、朱祖谋的批注等。这些词学批评的在场形成了对现代词学的内在规约，也与“五四”之后新的词学研究展开了持续对话。
从稿本文献中可以更加直观地考察词学研究的学术传承关系。晚清词学的学术传承通过师生关系延续下来，学生有机会接触老师的稿本材料，如龙榆生整理与阐释过其师朱祖谋若干稿本文献，沈祖棻也抄录过老师汪东和黄侃对周邦彦词的批点。此外，许多晚清词学前辈依然活跃在“五四”之后的现代词坛，这使晚清词人直接影响了新一代词学研究者的学术观点。
综上所述，通过对稿本文献的系统分析，可以更清楚地揭示出晚清词学的新变化及其在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特质，进而加深对传统词论乃至传统文论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理解。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