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康德代表了两种启蒙方向，他们都曾写过《什么是启蒙》。康德属于18世纪，福柯属于现当代。国内读者对康德思想更为熟悉，我这里主要谈在关于“人”的启蒙问题上，福柯如何超越康德。

　　在福柯看来，尼采发现康德陷入“人类学沉睡”之中，它来自康德的“人类学四边形”：“当康德在自己的传统三部曲上添加了‘人是什么’，于是三个批判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与这第四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以某种方式归于‘它的说明’。”

　　康德上述四个问句，以我思或反思的形式，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等方面界定人。福柯为了重新思考启蒙，首先要重新考察“人”，而这又得重新考察“什么是我思或者反思”。同样的概念或者词语，可以从不同途径重新加以思考，这是福柯所遵循的哲学方法。

　　福柯带着文人对词语的敏感和哲人的深刻，重新思考“我思”或者“反思”。我们通常称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哲学可以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反思”是笛卡尔式的沉思方法，并为康德所继承，它具有清晰明白的明证性。当康德完成了三部曲，最终回答了“人是什么”时，他将面临尼采在19世纪末发出的挑战，因为尼采提出“超人”——人是要被超越的。于是，关于人，就有了古典与现代之争。对此，诗人可以写诗，但哲学家得“讲理”。

　　与观看悬疑电影不同，我要先说结论，首先透露谜底，然后寻觅思想过程。沿着尼采开辟的方向，福柯认为古典哲学的关键概念是“反思”，而尼采所代表的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之一，是“非思”。

　　人能否出现在我思的直接的和至高无上的透明性之中？古典哲学说“能”，现代思想说“不能”。福柯这样写道：“人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即总是开放的、从未一劳永逸地被界定的……人也是不解（la méconnaissance，还意味‘认不出来’和‘难以辨认’）的场所，这个不解总是使人的思被其特有的存在所超越，同时又使人在逃避人的那一切的基础上进行回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形式的先验反思的必然性所在才没有像在康德那里一样处于自然科学的存在之中，而是处于有关一种未知的存在之中，这种存在是沉默的，但又是引人讲话的并秘密地被一个可能的话语所贯穿，而从这个未知出发，人不停地被呼吁自我认识。”

　　关于尼采之超人，福柯亦同意的，在于“人如何能思考人所不思的”。不思，也是非思，人消失在无人的场所，比如人消失在语言之中，消失在词语和文本之中。人难以辨认，认不出来，被词语替换了——而康德不曾这样想。

　　福柯并不完全排斥现象学，作为现代哲学的“同盟者”，他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吸取自己所需要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就居住在这个家中”。福柯几乎写出一样的想法：“人一开始就被迫在语言的内部安置自己的言和思，好像人自己的言和思在某个时候只是激起这个无数可能性网络上的片段？相较于康德的问题，存在着四重转移，因为所涉及的不再是真理，而是存在；不再是自然，而是人；不再是一种认识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原初不解的可能性；不再是哲学理论面对科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毫无根据的特性，而是在一种清晰的哲学意识中重新占领人在其中都不能认识自己的这整个毫无根据的经验领域。”

　　对于非思、不解，福柯认为，笛卡尔就是从谬误、幻想、梦想、癫狂这些不能被思想的元素中，发掘出思考的可能性。区别在于，笛卡尔是为了用清晰明白的观念对幻觉加以洗涤或者漂白，而福柯坚持“非思”是思的来源，“非思”已经是思的一部分。福柯写道：“现代我思必须以一种明显的形式去贯穿、复制和重新激活思与非思的连接；若根据一种不可还原的、不可跨越的外在性来判断的话，那么这个非思在思之中，在思的周围，在思的下面，并不是思，但这个非思又不是无关于思的。”

　　笛卡尔式的反思设定了连续性的清楚明白，而福柯不赞同这样的重复。他认为所谓重复，是再一次重新开始，其中有断裂或者中断：“我思将不是突然的顿悟式的发现，而是重新开始的询问，以便知道思如何栖居在此之外，但又很接近它自身，思如何能处于非思的形式之中。”

　　以上使我们想到福柯与拉康有接近之处：我在我不思的场所。拉康特指“精神分析学”背景下的无意识场所，就像梦境，它们并没有遵循惯常的语法规则和逻辑法则。福柯则用另一种场所、像白日梦似的场所加以显示，它们都是人为制造的，但并没有遵循语法和逻辑法则，它们都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说的特殊“陈述”（énonciation，还意味着记述、发表、说明）。福柯这样写道：“打字机的键盘不是陈述，但在打字手册中列出的字母A、Z、E、R、T构成的这同一系列是法国打字机采用的字母顺序的陈述。”它们是空洞的、功能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语言。

　　以上来自福柯对于词语的喜欢吗？变相的、广义上的词语，其实就是符号某种无规则的排列，就像法文打字机上字母A、Z、E、R、T的排列顺序，并非索绪尔语言符号那种任意性，因为语言符号一旦约定，就得遵从固有的语法与思维规范，而作为特殊的“词语”陈述，法文打字机上的字母顺序，并不等同语言。

　　让我引用福柯在《性史》卷二的那段话，“好奇心看似无益，然而我喜欢这个词。它对于我来说，暗示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唤起‘关注’，即把握现存的和可能存在的；有某种尖锐的实在感，而且它绝非静止不变。稀奇古怪的意愿，摆脱曾经熟悉的思考方法，从不同途径观看同样的东西；我梦想着一个好奇的新时代”。

　　我在我不思的场所。我在我不在的场所，我不在场却有我。我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在我的书中，落满灰尘，直到有读者的目光偶尔遇到它，随意翻开一页，我才像幽灵一般“现身”，但伴随着该读者厌倦地合上书页，我立刻消失，返回往昔——我这不是在抒情，而是在“讲理”。至于福柯的文字，引发我类似抒情的感叹，只能表明无所思的思，也是思，没有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想，也是在想。思或者想，其边界，被彻底敞开了——这是从康德的“不可知”或者“无法辨认”到福柯的“非思”之思的过程。阳光变成了黑光。

　　康德式的启蒙之光，是近代阳光。福柯式的“非思”之思，是现代启蒙之黑光——白光是连续性的。黑光之黑，在于它揭示所谓连续性是由中断或者不连续性构成的，也就是重启、重新开始。这是缝隙、哲学的边缘，这就好像我们极少注意到，我们在与人交谈的过程中是眨眼睛的。真相是每隔几秒我们就眨眼一次。我们只是假设，再次睁眼时，和刚才所看见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我们忽视了眼睛一睁一闭，就相当于摄影机在闪烁，不啻死去活来。这是一种微观观察，属于微观哲学。待我的这个“眨眼”的比喻完成之后，才发现福柯有类似说法，这使我十分兴奋，他的说法是“半梦半醒”（veille sommeillante）。睡觉期间的多数时刻，人是不做梦的，或者只有极其细微的幻觉印象，根本记不住，就像眨眼。那么，非思开始闪烁不停，就像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想，却已经在想之中了。

　　福柯最使人不解之处，在于他说“人死了”，联系到尼采式的“超人”，福柯的意思是说“末人”、旧人、“人是万物的尺度”、“反思”或者自我意识之人、意识形态之人、人之高昂的主体性——就像海边的足迹一样，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现在人所不在的地方，“相关于人，非思就是他者（l’Autre）”，但这不同于萨特和列维纳斯的“他人的目光”之凝视，而是说，“他者”是由这样一些模糊的平面组成的：“我们通常把这个模糊的平面，解释为人性中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或者解释为人的历史经常加锁的一个堡垒（人折射其中，却无法解开其秘密——引注）；这个平面完全是以另一种方式与人相联系的；它既外在于人，又是人所必不可少的：有点像在知识中涌现出来的人的投影图……在黑格尔现象学中，它是面对自为的自在；对于叔本华来说，它是一种无意识；对马克思来说，它是一个异化了的人。”现代人不仅同这些与人疏远的他者息息相关，甚至就活在与他者的关系之中——这些，作为现代思想，与康德不同，因为“说实在的，现代思想从未能提出一种道德：但其理由并不是因为现代思想是一种纯粹的思辨；完全相反，现代思想一开始并且就其深度而言，就是某种行为方式……自从其最早的形式起，现代思想就是一个行动——并且是一个危险的行动。对那些想忽视这一点的人而言，萨德、尼采、阿尔托和巴塔耶都已知道这一点。但也可以肯定，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都知道这一点”。现代思想之所以与“非思”挂钩，在于它是改变世界的行为，而不是解释世界的理论。在这一点上，福柯并不远离萨特，有他俩在1968年巴黎学生“五月风暴”中的照片为证。

　　如果说，在本文开头就提到的、康德式的“人类学四边形”中，还有深深的思辨哲学之烙印，那么福柯则使人“迷失”在与他者关联的“褶皱”之中，就像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语言比喻为树桩的横切面。这个横切面的形象比喻，基本切合我们人类如今生活的国际互联网时代：无数他者莫名其妙地勾连起来，而这里的他者，并不只是意味着狭义上的他人。人活在其中的方式，是一种行为状态，而不是理论状态。

　　网络是一个模糊的平台或者平面，其中有着互不关联的、深不可测的内容。我们在其中的所有思考，都是即刻被唤醒的。网络是我们的异化状态，我们想抛弃它，不想被它奴役，但欲罢不能，因为我们总要返回到它那里去的。

　　网络本身是“非思”的，人在它的上下左右，无法自拔。它也是福柯以上所言的“人性中一个深不可测的区域”。危险在于，也许将来人类无法控制网络。它也使我想到，以上福柯提到的法文打字机的字母排列不符合逻辑和语法，互联网络也具有同样空洞的功能性，是我们做白日梦的场所。

　　以上我们大致描述了古典与现代的两种启蒙方向，人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也许用比喻的话语结尾更好：人是其中的伤口。或者我们增加一点忧郁的美感，它来自“患有精神疾病”的诗人波德莱尔，他的一首诗这样写道：

　　“我是伤口，又是刀刃；

　　是受刑者，又是刽子手。”

　　（作者系郑州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