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是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英美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与理论家，对现代英美文学产生了恒久的影响。詹姆斯出生于美国，后定居伦敦，他的文学创作与同时期以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美国文学风格迥异。理解詹姆斯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继承与改良，对全球化时代探求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颇具借鉴意义。

　　美国当代詹姆斯研究专家约翰·罗威在其代表作《另一个亨利·詹姆斯》（1998）中将詹姆斯文学思想的核心，即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务实精神，与美国实用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思想领域的表征可以追溯到拉尔夫·爱默生，爱默生被公认为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詹姆斯的小说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爱默生确立的传统，却是改良后的版本。詹姆斯与爱默生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强调道德价值的非先验性，认为道德价值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与人类的意识和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斯的文学实用主义（literary pragmatism）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一个持续汲取新思想的开放系统。这一开放系统既质疑和挑战旧的社会习惯与行为规范，又通过重铸新的审美形态来引领生活。

　　詹姆斯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继承与改良，与他对时代潮流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融入密切相关。詹姆斯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欧美文化深度碰撞的时代大潮之中，他首先对社会阶层流动表现出极高的敏锐度，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处时代贵族势力的衰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继而，詹姆斯意识到社会阶层流动所引起的身份意识对民众观念和心理的影响，体会到各种力量对话语权的争夺和博弈。在这样的意识下，詹姆斯自觉融入这一激荡的文化洪流中，用他的小说创作与文学批评表达自己的感知与思考。比如，他通过评论福楼拜，否定了浪漫美学脱离现实的虚幻性，并对科学知识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即走向工具理性和庸俗物化进行了批评。正是在这种时代文化背景中，詹姆斯运用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在文学上致力于寻觅一个既可以承接传统又能应对时代挑战的美学主张，以及一种可以兼容并蓄、共同繁荣的社会发展模型。

　　从更深的层次看，詹姆斯自觉融入激荡的文化洪流中的方式是他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这也可以视作他继承与改良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路径。正如一些西方当代詹姆斯研究者发现的，使用只关注作品文本的文学研究方法并不能很好地解读詹姆斯的作品，也难以对詹姆斯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果进行透彻的分析，甚至会使批评家因詹姆斯的某些作品主旨晦涩难明而刻意回避谈论他。然而，如果意识到詹姆斯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社会现实批判，那么他那些诸如《丛林猛兽》等令人费解的作品，主题也就变得明朗起来，对文本复杂性的解释也变得有迹可循。

　　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这里所说的詹姆斯的社会现实批判都是从广义层面着眼的。在内容上，詹姆斯的小说创作对组成社会现实的性别、族群、种族和阶层等各种力量有着敏锐鲜活的艺术表现；在方法上，詹姆斯的小说理论暗含着不同的批评视角。尽管英美新批评派将詹姆斯列为本批评流派的核心人物，但詹姆斯并没有在他的文学批评中刻意使用在其身后的文学史上被命名的某一种批评方法。他一生创作风格丰富多变，涉及心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写作文类也非常广泛，包括小说创作、小说理论、文学作品批评和小说家批评。概言之，在社会现实批判的维度上，詹姆斯表现出了思想的探索性、丰富性和前瞻性。比如，他所著的《美国景象》（1907）一书很明显是文化批评而非文学批评著作，其主旨在于批判当时的英美社会状况，充分体现了詹姆斯自觉贯穿于其全部文学活动中的批判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詹姆斯的文学活动是围绕社会现实批判展开的，以文化批评为主要路径，但其主要表现形式仍是“文学”，通过重铸新审美形态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和引领。在写给英国小说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信中，詹姆斯说：“艺术创造生活、兴趣和重要性，并构成我们思考与实践上述这些活动的实质。且我深知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产生的力量和美是没有其他任何事物可以取代的。”（The Letters of Henry James）这意味着，詹姆斯始终强调艺术的定位，无论对社会现实作怎样的反映，文学总是且必须呈现自己的艺术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力量”和“美”是在“艺术创造”中产生的。在詹姆斯看来，文学的社会现实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艺术创造生活”。詹姆斯的这一思想不仅回应了他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对文学作为目的或手段的争辩，而且对亚里士多德以来视文学为现实生活之模仿的西方传统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具有颠覆性的挑战，即文学和艺术不只是模仿现实生活，而是引领与创造生活。

　　可以说，这是詹姆斯继承与改良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最终结果。詹姆斯致力于为小说艺术争取话语权，使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美文化融合洪流中获得继承与改良，使直面与批判现实的现代小说家无需惧怕生活，从而拥有一种主动、正向构筑理想社会的可能性。詹姆斯在写给好友托马斯·佩里的信中颇为自信地强调，与欧洲同行因其人生格局的逼仄所造成的小说创作上的缺陷相比，美国小说家的优势在于美国人的“道德意识和史无前例的轻松活泼的精神”。詹姆斯坚信，时代赋予了美国人一个极佳的“文化机会”，当他们在面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时可以进行自由的挑选和取舍，通过同化、融合或综合的过程来完成本民族“对文化的准备工作”（A Life in Letters）。

　　在小说创作领域，詹姆斯批判并超越了此前小说对人物的塑造方式，开拓了现代小说对人物的型塑方法，引领了从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盛行的现实主义小说到早期现代小说的转型；在小说理论领域，詹姆斯积极建构现代小说艺术观、关于美与审美问题的现代美学观，努力实现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引领。他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继承与改良，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