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东西方文艺领域，作为叙事性文类的小说不约而同地先后产生。西方现代小说作为一种讲述故事的虚构文体，在民国时期被引入中国，小说这一中国自古就有的文体反而成了舶来品，这使民国以来的小说研究带上浓厚的西学色彩。进入21世纪后，研究者开始反思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与本土化研究方式，对于散文与小说关系的研究逐渐进入大众的学术视野。而理清先秦散文与先秦小说的关系，则有助于从源头上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

　　由于文献的散佚与缺失，我们只能通过相关记载窥见先秦小说的一鳞半爪。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来看，其所列的十五家小说大致有记言和记事两种，这与先秦散文的类别不谋而合。目前，学界将先秦散文主要分为语类散文、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三类。语类散文以记言为主，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是21世纪初以来散文研究的新成果。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90年代，上博楚简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有20种古书和《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类似。这些古书呼应了现存于世的《尚书》《国语》《战国策》等以记言为主的散文。

　　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印证，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类语类文献在先秦时期的重要地位，表明先秦的散文与小说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文字层面来讲，先秦散文是小说的源头，从先秦散文的三大类别切入，可以发现其对先秦小说的影响至深。　　 

　　先秦语类散文与小说 

　　语类散文是以记言为主的散文，兼以记事，大致有格言体、对话体和事语体三类。《说文解字》中对“语”的定义是“论”，“论”的本质是言语表达的观点，因而记言的目的就是记载思想，更具体地说是留存治国修身的经验。无论是格言体、对话体还是事语体，实际上都突出了言语的教育与启示功能。如格言、对话，是历代流传下来的训言谚语、先贤语录，这些嘉言善语有益于治国安邦、修身齐家，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凝聚并维系着古人的价值认同。

　　语类散文源于上古的“左史记言”传统，在春秋时期的重言风尚和立言追求的推动下繁荣不息。而先秦小说的产生也和散文记言、重言、立言的传统有关。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追溯了小说的起源：“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先秦时期有行人（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采诗以将民间心声上达天子的采风制度，稗官当也类似于此，稗官所采主要是百姓的街谈巷语。《国语·周语》同样有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言论在先秦的重要性。班固引用孔子的话对小说家评价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那么，小说的“可观之处”在哪里？

　　当时的小说的可观之处在于它保留了古人的智慧和思想，进而达成立言的理想。班固所录当时的小说文本多记载先王圣贤的话语，可以推断出小说家所记载的有关治国齐家的嘉言善语、格言德语、慧语箴言，应当出于先王圣贤及当时的乡贤之口。这些格言善语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佚，有些可能没有被史书所记载，仅通过口头流传，难辨真伪，小说家将其收集起来，作为正史的补充材料，期待“一言可采”。东汉的桓谭在《新论》中写道：小说家于“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其立言的宗旨可以与此相印证。由此可见，小说家保留古人的智慧、思想，以期立言不朽，这正是小说的“可观之处”。以善于收集嘉言善语而著称的先秦小说与语类散文同出一辙，在先秦重言、立言的传统之下，语类散文扩充了先秦小说的生长空间，使小说获得了“可观”的价值。　　 

　　先秦史传散文与小说 

　　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除了有《伊尹说》《黄帝说》等“记言”的语类小说，还有《青史子》《周考》等“古史官记事”的史家杂记，这类作品是小说作为史的支流的表现。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勾勒了史的源流，认为正史以外都是“偏记小说”，且由来已久。《隋书·经籍志》认为小说家源于“诵训”与“训方氏”，他们都属于地方类史官。关于“诵训”和“训方氏”，《周礼·地官·诵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掌道方愚，以诏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则夹王车。”可见，“诵训”是一种地方史官类，非常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久远之事与方慝忌语。在帝王四方巡逻时，“诵训”跟随在王车左右，以便帝王咨询该地之事。《周礼·夏官·训方氏》曰：“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正岁，则布而训四方，而观新物。”注云：“布告以教天下，使知世所善恶”；疏云：“亦谓四方政事等，既为王道诵之，又以布告于天下，使人知世所善恶，以为法戒。”可见，“训方氏”对该地往古之事、传闻言说十分熟悉，为王诵之，并教导天下，使人知善恶，以为法戒。

　　将这些往古之事、传闻言说作为治理某个地方的基础文献载记下来以备治理之用，这些传闻史料大致就是刘知几所说的“偏记小说”，小说明显属于外史的范畴。依周礼旧制，史官将国家的大事、政令书写在简策上，而将传闻异说记录在简牍上，到春秋战国时期仍是如此。正是凭借简牍，史官才掌握了对历史的再现及阐释权力，因而史官对于传闻文献无疑是十分重视的，这便促进了小说史料的收集与编订。随着春秋诸侯争霸，王室衰颓，史官的地位受到冲击，天子之史官怀抱典籍流亡到诸侯国，即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失职史官开始以传播史著谋生，因而促成了史著文献的编订和流传，于是地方传闻资料开始不断涌现。《新唐书·艺文志序》中明确写道：“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由此可知，小说是正史的外传，从先秦开始已经如此。小说家自成一家的理由，除了语类文化传统的“立言”之外，还有上述史家精神传统的“法戒”，后世小说惩恶劝善的宗旨可溯源于此。由此，也可以看出史传散文对于先秦小说的深远影响。　　 

　　先秦诸子散文与小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诸子的定义是：“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入道，指深入研究道；见志，指表现思想。班固将小说家作为先秦诸子学术流派之一，从上文分析可知，小说家的“道”是对上古智慧之道的总结，同样是“圣人之教”。那么，作为诸子流派中的先秦小说家，其文本样貌与写法是什么样的？

　　东汉桓谭在《新论》一书中对小说家的描述，是我们探索先秦小说文本样式的重要参考资料。“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这充分说明小说是有观点的，是论说文性质的，这与诸子论说性散文的特点不谋而合。桓谭还提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说明小说家善于将嘉言善语、道听途说等材料进行加工，“合”，有拼合、捏合之意；“譬论”，说明小说常用的方法是譬喻，这也是诸子论说文中常用的论证方法。例如《荀子·非相》曰“谈说之术……譬称以明之”，《非十二子》曰“辩说譬谕”，皆认为论说文以譬喻为尚，小说显然具有论说文“善用譬喻”的特点。“近取譬喻”中的“近取”当指身边常见的现象，不排除周边发生的故事；“短书”将小说与诗史等高文大册区别开来。很明显，桓谭描述的小说是诸子之书，与先秦诸子论说文相似，有观点、论说、譬喻等论证方式。因此，诸子散文是先秦小说样貌极其重要的参考文本。

　　综上所述，先秦语类散文、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都在先秦小说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先秦小说是先秦散文的缩影，开启了后世小说的语类特质与叙事机能，使中国古代小说不仅以叙事为主，还以思想、观点为尚。这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源远流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散文与小说文体的共生结构研究”（20BZW08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