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学批评样式。在中国诗学影响下，诗话成为朝鲜古代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诗话滥觞于王氏高丽末期，在欧阳修“以资闲谈”论诗旨趣影响下，李仁老创作的《破闲集》，是朝鲜诗话的嚆矢之作。在朝鲜诗话创作鼎盛期的李氏朝鲜中期，诗话作品更是佳作迭现，涌现出《芝峰类说》《惺叟诗话》《星湖塞说》《壶谷诗话》《西浦漫笔》《清脾录》等著作。其中，李睟光的《芝峰类说》以鲜明的诗学立场和独特的论诗视角，成为朝鲜诗话之翘楚。

　　坚持“尊唐”诗学主张

　　李睟光（1563—1628）是李氏朝鲜实学派代表人物，一生著述颇丰，成书于1614年的《芝峰类说》是其集大成之作。此书体量庞大，共有20卷，分10册，被称为朝鲜最早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其中，第8—14卷的“文章部”专门论评诗人、品评诗作，囊括了诗法、诗体和各时代的诗歌特征等内容。《芝峰类说》论诗的最大特色，是对唐代诗学的推崇和追随，可以说“宗唐”和“尊唐”是该书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一方面，李睟光通过对中国诗学理论的广征博引和纵横比较，以凸显唐诗的卓越优秀；另一方面，他也对中国诗学作出了自己的评判。

　　《芝峰类说》涉及汉代至明代351位中国诗人及其作品，其中唐代诗人达139位，所占篇幅最多，足见唐诗学在李睟光心目中的至高位置。在《芝峰集》中，李睟光曾袒露其本人对唐诗的偏嗜：“余平生无所嗜，所嗜唯诗，而于唐最偏嗜焉。”他认为，唐代尤其盛唐是中国诗学的巅峰时代，“及始唐稍稍复振，以至盛唐诸人出，而诗道大成”。在评论唐诗时，其尊崇和敬仰之情也溢于言表，如提及李白之诗时说“余常喜诵之”，称白居易之诗“人争传之”，而杜甫之诗在《芝峰类说》中更是有135条史料考论，李睟光称杜甫为“异世知音”，并引用胡宗愈对杜诗的评价“读之可以知其世，故谓之‘诗史’”。

　　同时，李睟光注重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以凸显唐诗的至尊地位。他通过贬低中国诗学双璧之一的宋诗来确证唐代诗学的超卓不凡，体现了“黜宋尊唐”的诗学旨趣。例如，结合中国诗歌演变史，李睟光分析道：“诗三百篇古矣，汉魏近古而质矣，二晋质变而文矣，梁陈文变而靡矣，至于唐则彬彬矣，宋则又变而衰矣。”这段话通过比较唐诗“彬彬”与宋诗“变而衰”，强调宋诗不及唐诗的观点。他将宋诗“变而衰”的原因归结为“专尚用事”和“多用佛语”，而唐诗“彬彬”的原因则在于“用事不多”和“专主意兴”。此外，他也从诗歌选集多寡的角度出发，说明唐宋诗之高下：“唐诗之选，夥矣。如唐诗正音、品汇、正声、鼓吹、三体诗、百家诗、唐诗类苑、十二家诗、唐诗纪之属，不可尽举。而至于宋人诗，人非不笃好，而一无选汇之者，何也，岂诚以宋诗为不及唐耶。”李睟光通过对中国诗人具体诗作的比较，深入论证唐宋诗的优劣：“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李睟光借助比较杜甫、李白、王安石对“归”字的使用，指出杜甫诗作的雕琢美、李白诗作的自然美及王安石诗作的穿凿附会，其褒贬倾向一目了然。

　　除比较唐诗与宋诗外，李睟光进一步比较了唐诗与朝鲜诗，称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为“绝唱”。朝鲜汉诗《金刚山》中的“地势北高山不尽，天容东阔海无穷”，只能算“儿稚语”而“无足挂齿牙耳”。他评价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为“其语近俗”，而“博洽于书而不善属文”的朝鲜诗人洪至诚的“明月皎皎卧盗贼”却遭到嘲笑，李睟光将其归因于“盖学杜而误者也”，两相比较，高下立见。

　　此外，李睟光将唐诗奉为朝鲜本国诗歌的评判标准。例如，在批评李达诗作时，认为“其诗为一时脍炙”，尤其《田家词》《寒食词》“逼唐可喜”。评价李陶隐的诗作为“牧隐见之，以为逼唐，声名遂盛”。在比较李纯仁与河应临相似题材的送别诗后说：“此二作俱佳，而李尤近唐。”而对郑圃隐的《征妇词》则批评道：“结句佳而起句甚劣，决非唐调矣。”评价权应仁的《矗石楼题咏》为“一时林塘诸公亟称赏以为逼唐云，而今观意格全不类唐”。可见，在李睟光心目中，“逼唐”“近唐”或“类唐”成为评判朝鲜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而“非唐调”“不类唐”则意味着水平低下。

　　秉持中国诗论批评理据

　　基于对中国诗论的崇尚和遵从，李睟光的《芝峰类说》大量援引中国诗话的诗学观点，秉持了“以中国诗学论中国诗歌”的批评模式。《芝峰类说》征引的对象包括《诗人玉屑》《唐诗品汇》《沧浪诗话》《诗法源流》《艺苑巵言》《升庵诗话》《鹤林玉露》等诗话集或诗学著作，以及严羽、王世贞、罗大经、李梦阳、叶梦得、刘贡父、杨慎等中国诗家的主张。他直接引用刘贡父的观点：“刘贡父云：‘唐人为诗，量力致功，精思数十年，然后名家’”，以此批判朝鲜诗人“无积久之功，而欲自名家”的急功近利和诗坛乱象。为阐明“宋以后诗，概以老杜为祖耳”的观点，他直接引用王世贞“子瞻多用事，从老杜五言古诗、排律中来。鲁直用拗句法，从老杜歌行中来”的主张。

　　除了直接引用，李睟光也通过间接引用的方式，注重提取中国诗论的主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诗学批评。如论及唐代诗学的特点时，他提出：“唐人作诗，专主意兴，故用事不多。”其中的“意兴”正是严羽所说的“意”与“兴”的结合，“意”为“意象”和“意境”，“兴”为“兴致”和“兴趣”。“意象”和“意境”即为严羽所说的“水中之月”和“镜中之象”，而“兴致”同样源于严羽说的“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

　　以《芝峰类说》为代表的朝鲜古代诗话作品，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辐射和影响下产生的，既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又是中国诗学的域外延伸。它们继承了中国诗学批评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诗学的印记。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