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燕飨诗的研究虽已历经近两千年，但一些重要问题仍未能很好地解决，如燕飨诗的产生年代、思想主旨、类型归属等。这些问题之所以未能彻底解决，大都是由于材料阙如。而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丰富，这些问题的解决终于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契机，尤其是清华简《耆夜》蕴含多首逸诗，且恰好属于燕飨诗的范畴。
确证燕飨诗产生年代
古今学者对燕飨诗的产生年代问题屡有争讼，迄无定论，大致可归纳为“西周初期”“西周中期”与“西周晚期”三种说法。郑玄认为燕飨诗是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时期产生的，朱熹则认为产生于周公时期。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采用了“西周初年说”。马银琴提出燕飨诗产生于穆王时期，孙作云则主张产生于宣王时期。
以上诸说，都是依据今本《诗经》及其他相关传世文献，学者有时对《诗经》中相同诗篇作出不同判断，进而形成了迥异的观点。实际上，材料的阙如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清华简《耆夜》的刊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清华简《耆夜》属于“诗”类文献，共包含五首诗，分别是《乐乐旨酒》《輶乘》《赑赑》《明明上帝》《蟋蟀》。这五首诗是武王戡黎凯旋后，在文太室饮至典礼上，武王、毕公、周公等相互酬唱之作。《乐乐旨酒》《輶乘》《赑赑》都属于描绘宴饮典礼的诗作，既描写了宴会上旨酒的甘美，也描绘了宾主间相互酬唱的欢乐场景，属于典型的燕飨诗。而《明明上帝》与《蟋蟀》虽未直观叙写宴会场景，但从主旨来看，其中心思想仍反映了宴会典礼的主题，且都是在宴会饮酒时所作，故也应属于燕飨诗。
清华简《耆夜》开篇有类似于《毛诗序》的“序”文，以说明其创作背景，简文曰：“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这说明上述五首诗的创作年代是“武王八年”，且均作于“饮至”典礼上。有学者认为，燕飨诗应是直接反映嘉礼中燕礼、飨礼活动的诗歌。实际上，此解释有望文生义之嫌。凡是礼仪仪式上能反映燕飨主题的诗都应属于燕飨诗，而这些礼仪仪式不应仅限于燕礼与飨礼，还应包括饮至礼等。因此，饮至礼虽异于燕礼、飨礼，但因其也有宴饮仪式活动，所以饮至礼上产生或直接反映宴饮场景的诗也应是燕飨诗。这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小雅·六月》《鲁颂·泮水》等便是典型例子。
此外，《诗经·小雅》中的《采薇》《出车》《杕杜》也都属于饮至礼之诗。而这些饮至之诗，古代学者亦已将其归为燕飨诗。郑玄《小大雅谱》曰：“《大雅·民劳》《小雅·六月》之后，皆谓之变雅，美恶各以其时，亦显善惩过，正之次也。”朱熹《诗集传》又云：“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换言之，《小雅·六月》之前的诗歌属于正《小雅》，而正《小雅》皆是“燕飨之乐”。具体而言，《小雅》中的《鹿鸣》至《六月》凡十七篇均是燕飨诗，其中《采薇》《出车》《杕杜》与《六月》又皆是饮至礼之诗，故饮至礼之诗都应属于燕飨诗。
清华简《耆夜》中所见饮至礼诗歌纪年明确，是西周初年最早的燕飨诗。故《诗经》中燕飨诗的产生年代，最晚应在武王时期，即武王八年，而不会晚至成王、穆王或宣王时期。
廓清燕飨诗类型归属
以往学者多认为燕飨诗的类型归属不会超出《雅》《颂》的范围。这是因为燕飨诗的主要内容是记载君臣及贵族之间的宴饮活动，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的场景，故不会出现在《国风》之中。然而，从清华简《耆夜》来看，《国风》中应当也存在燕飨诗。
朱熹曾将“国风”之“风”解释为“歌谣之诗”，这是较为合理的。所谓“歌谣”，便是指“乐曲”。《魏风·园有桃》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云：“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孔疏曰：“谣既徒歌，则歌不徒矣，故曰曲合乐曰歌。歌谣对文如此，散则歌为总名，未必合乐也。”“曲合乐曰歌”，意指“歌”即“乐曲”。这也说明魏“风”就是魏国的“歌”或“谣”。今之学者也认同“风”指“歌谣”“乐曲”或即“声调”的观点。譬如，余冠英认为：“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风’字的意思就是声调。”（《诗经选·前言》）高亨亦持此论，并指出：“风本是乐曲的通名……由此看来，所谓国风就是各国的乐曲。”要之，“歌谣”就是“乐曲”，故“歌”即“风”，“歌”类诗即属于“风”类诗。（《诗经今注》）
由此可知，西周初期的“国风”类诗均可称为“歌”。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与《乐乐旨酒》《輶乘》《赑赑》四首诗前的“序”文皆言“作歌一终”，而《明明上帝》被称作“祝诵”。这说明，除《明明上帝》外，其他四首诗都应属于“国风”类诗歌。李学勤认为，清华简《蟋蟀》就是今本《唐风·蟋蟀》。可以说，今本《唐风·蟋蟀》是周公在饮至礼上围绕燕飨主题而作的燕飨诗，而非《毛诗序》所谓的“刺晋僖公”之作，也非一般的唐地民歌。《乐乐旨酒》《輶乘》《赑赑》虽不见于今本《诗经》，但仍可断定为“国风”类燕飨诗。由此我们不妨大胆推想，今本《诗经·国风》中可能还存在其他燕飨诗，这些燕飨诗应类似于《唐风·蟋蟀》，但由于并未直观叙写宴饮场面，加之背景材料阙如，以致后世不能确认其为燕飨诗。
要之，清华简《耆夜》的公布，让我们明白燕飨诗不只存在于《雅》《颂》中，亦分布在《国风》之中。
拓展燕飨诗思想蕴含
学者多认为燕飨诗的思想主旨在于反映上层社会的欢乐融洽、和睦礼让。赵沛霖认为：“宴饮诗的思想内容相当复杂：既有粉饰太平、肯定享乐的一面，又有好礼从善、向往良好风范的一面。”（《诗经研究反思》）然而，由于材料的阙如，赵氏所论仍不够全面。
清华简《蟋蟀》的刊布，改变了以往对燕飨诗思想蕴含的认知。《毛诗序》等文献认为，《唐风·蟋蟀》的主旨是讽刺晋僖公俭啬，目的是劝其在礼制范围内及时行乐。李学勤据新出青铜礼器铭文考证得出，晋僖公绝非俭啬之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猎的豪奢君主，而周公在诗句中反复强调“康乐而毋荒”，目的是提醒周王朝在得胜时要保持戒惧。（《初识清华简》）由此彻底否定了《毛诗序》所谓“俭不中礼”而“及时行乐”的成见。所谓“保持戒惧”，实质上就是忧患意识，即儆毖思想。
具体来说，简本《蟋蟀》“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与今本《蟋蟀》“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旨趣是一致的，均具有儆毖思想。“愳愳”与“瞿瞿”，皆指警惕的样子。可见，《蟋蟀》诗的主旨确实传达出一种忧患意识。而“康乐而毋荒”“好乐无荒”则是警戒良士不要纵乐过甚。
有趣的是，上博简《孔子诗论》亦载：“子曰：‘《七（蟋）率（蟀）》，智（知）难。’”简文“七率”读若“蟋蟀”，即指《唐风·蟋蟀》。“智难”，意即知难。综合清华简与传世本《蟋蟀》来看，“知难”应当是指：知过去争取和乐安宁之艰难、知现在享受和乐安宁之不易、知将来守住和乐安宁之艰难。细玩文意，“知难”实际上最终传达出的是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对将来守住和乐安宁之艰难的深刻忧虑，而这恰与清华简《蟋蟀》文本内容所表达的思想一致。
清华简《蟋蟀》所云“役车其行”，展现了武王戡黎之时战车交毂、烽火连天的场景，由此可知过去为了争取和乐安宁之艰难；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则描绘了武王戡黎凯旋之后欢乐喜庆的场面，同时也是儆毖君子应知现在所享安乐的来之不易；“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则是感叹不可过度安乐，要保护并守住这份安乐，而要想将来能守住这份安乐，就必须做到“康乐而毋荒”。即便如此，也仍需知道将来要守住和乐安宁之艰难，这是不得不令人忧虑之事，正所谓“是惟良士之愳愳”。至此，“知难”也最终表达出深刻的忧患意识。
综上，燕飨诗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而忧患意识正是儆毖思想的显著体现。以往学者并未充分意识到燕飨诗所蕴含的儆毖思想，首要原因是未能明白《蟋蟀》属于燕飨诗，次要原因是受《毛诗序》等影响而误解了《蟋蟀》的真正诗旨。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