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之流域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一种，在文化创新与传播及其自身价值体系的创构中具有重要地位。具体到中国文化及古代文学创作而言，作家的创作心理、 思维方式和艺术观念等主体素养多受到河流文化的影响。区域文化以其无处不在的辐射力和永恒性规约着历代作家的价值取向与艺术传达方式——二者之间微妙而深刻的关联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富于张力的特点。因此，从河流文化与文学的角度透视中国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无疑是一个饶具意味的学术方向。
聚焦一隅 探究文学之变
汉江（又称汉水）作为长江的最大支流，其源起陕西汉中，于湖北武汉汇入长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汉水流域历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最为丰厚的地区之一。其沿岸的文学吟唱和弦诵之声自先秦《诗经》《楚辞》以降就未曾中断，其中尤以《楚辞·渔父》“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最为知名，其既为早期中国士隐文学之滥觞，又体现出汉水流域民风之质朴和与世无争。汉魏以至南北朝，汉水流域不仅为南北割据势力争衡之地理要冲，复为文化融合、文学演进、文人活动的重要空间场域。隋唐一统，汉水流域的文学创作更与盛世文学一道，迎来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文学作品大量诞生（含摩崖碑刻作品），另一方面本土文学人才亦随之大量涌现。此外，数量众多、穿梭南北的过境作家如沈佺期、岑参、元稹、刘禹锡、武元衡、羊士谔、姚合、武于陵、薛能、胡曾、唐彦谦、郑谷等亦纷至沓来，他们在留下诸多雅词颂歌的同时，亦将中原、关陇、荆楚、巴蜀、江左等地的文学新风悉数引入。这些过境作家无论是遭贬南迁、奉诏北归，还是漫游东西、寻师访友，多是唐代特定历史阶段之政治、文化风潮的引领者或主要参与者，更是促进唐代文学发展和推动唐代文学繁荣的有生力量。不同的心境使得他们在汉水流域留下的诗文所蕴含的情感也迥然有异。富有张力的身份属性使其在汉水流域的空间行走与地域流动，既有助于推动时代文风丕变与文学交流，也对推动汉水流域本土文学发展和文学风气蔚兴产生了重要意义。
在此语境下，我们若将研究角度“定焦”于汉水，而将视域置放于“天下”，则可获得两个研究维度：一是由“汉水”文学之新旧时代文学之变，取一隅而观天下，收“以小见大”之功；另一则由四域及天下文学之变求汉水流域文学之常，以天下察一地，取“以大见小”之效。二者合观，将不仅有功于唐代文学与汉水文化研究的精微化、细致化，且有助于在时代、天下文学之“大传统”与汉水流域文学之“小传统”间建立体系严整的分析架构，亦为同性质、同类别的区域、地域、流域文学研究起到示范作用。
多学科贯通 重现社会历史语境
关于汉水及其流域内行政区划，早在《尚书·禹贡》中即有记载，此后司马迁《史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祝穆《方舆胜览》等著皆有措笔。自明以降，沿汉水一线的州府又多撰方志，然其多止于对历史时期汉水流域行政区划、风土人情、民风物产、河流山川做写实性记载，深入的研究成果则较缺乏。20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等学科兴起，汉水流域文化研究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梁启超、顾颉刚等皆有重要成果论及。与此同时，汉水流域的文学研究亦逐渐步入学者视野，但由于起步较晚，所以其总体呈现出视角狭窄、思路仍囿于名家名作之研究的特点，而将已有之汉水文化研究成果与汉水文学研究成果互相联系、相互发明、巧妙嫁接者，则少之又少。
由于活跃、过境于此的诗人墨客常以感性之笔将汉水文化予以诗性保存，故研究汉水流域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与文化，不仅对于地域文学和地域文化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亦有助于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之多样性进行深度挖掘。近年来，陕西理工大学等一批沿汉高校为挖掘各自研究特色，打造学术团队，纷纷成立与汉水流域相关的学术机构，利用平台、团队、刊物等学术阵地，与地方政府及企业联动，表现出后发优势。笔者认为，对汉水流域的文学研究，应将文化学、地域学、文学等多学科贯通，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等多边知识互镜中重现汉水流域文化、文学活动的社会历史语境，揭示其文化活动的基层状况，尽量用事实和细节勾画汉水中上游文学、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这些应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之一。
分层分类 再现古代文学文化实况
汉水流域地处北方文化（唐代主要是关陇文化）和南方文化（江南文化）的边际，两种文化在汉水流域彼此跨界、交融。汉水流域本土士人在教育、科宦、婚姻、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特点无疑成为学界研究南北文学、文化交融和“大唐之音，和而不同”的最好样本，故该流域本土文化研究在唐代极具代表性，对其文化、文学活动进行专题研究，对于认识中古社会变迁、政权兴替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到研究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应从文化、地理、政治、社会、士人心态等角度对汉水流域文化进行分层分类研究。在人口构成上看，汉水流域内多民族聚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影响，从而带动本土文化的发展。如隋末唐初时的李袭志兄弟，本望陇西，其族自南北朝以降由于多方原因辗转至长安，终迁入汉水中游的金州（今陕西安康）。这种由文化强势区域流向文化弱势区域的交流行为，为汉水中上游地区文化的发展带来契机，促进区域文化的快速交流与发展。然而，由于受科举、入仕等“中央化”趋势的影响，李氏兄弟后半生的发展重点却不在汉水流域，这一方面导致汉水中上游流域优秀人才资源的流失，另一方面却使得汉水流域的区域文化融入主流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理风俗上，汉水流域士人的心态与文化也体现出鲜明特色，学术传统又迥异于秦岭以北关中长安地区经世致用之儒风。习儒非重进取经世，而志在修德明志，成为唐代梁州地区学术风气之主要特点。
另一方面，又可结合前述研究，对唐代汉水流域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文学事件予以研究，将实地考察、文献梳理、文学想象与逻辑推演融为一体，清晰再现唐代汉水流域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之实况。如荔枝道、金牛道分别是汉水中游对外联络的要道，其与唐代文学也具有重要的关联性。将杜牧《过华清宫》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与荔枝道紧密联系，并以此为突破口可对唐代诗歌进行文化地理学分析。金牛道与唐代乃至古代诗文作品中常有的“蜀道”意象密切相关，故又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分析“蜀道”的形成原因和文化内涵。此外，唐代汉水流域文学创作可分为过境作家群体创作和本土作家群体创作。仅以过境作家群体而言，其又可分为四种范型，即贬谪哀怨型、归乡情怯型、赴任踌躇型、科考探亲惆怅型，若结合流域内的碑刻、摩崖等金石文献留存，则又在一定程度上可对此四种范型进行场景复原。
古人云，不谋一域者不足以谋全局，诚哉斯言。传统的地域或者区域，以河流为中心的流域研究，不仅对于文化新变具有重要的推助之力，而且对于文学交流与发展更有输血之功。从此意义上看，建构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的唐代汉水流域文化发展框架，将唐代汉水流域文学研究纳入文化研究范畴和“天下”文学的视野，通过多学科互镜，研究其真实样态，阐释唐代文化、文学演进轨迹，不仅有助于丰富唐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成果，也可以为沿汉流域的陕西、河南、湖北等相关地区的文化繁荣、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背景支持。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重点项目“近二十年关中新出唐代墓志整理与文学研究”（20SZZD01）、陕西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唐代汉水中上游文化生态与文学活动研究”（12JZ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