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批评与新诗相伴而生，甚至略早于新诗。五四文学革命前两年，胡适在美国绮色佳、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就和他的留学生朋友任叔永、杨杏佛、梅觐庄等反复讨论如何改革中国文学及作新诗的问题。正是在“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往复切磋、争论中，胡适逐渐明确了“白话诗”的概念，对新诗的语言、形态、作法有了清晰的认识。这种中西交错的语境、新旧争论、通过重审传统以求新的可能的状态，正是新诗发生的基本场域。这些富含学理思考又不乏少年人意气的书简、应答诗，成为现代新诗批评文本的最初形态。由此，现代新诗批评踏上实践之旅，展开了它的建构过程。
中国化的追寻
现代新诗批评发展的过程，也是它在现代文化、现代文学的实践场域逐步获得自身专业性的过程。对外，新诗批评要不断设想新诗可能展开的愿景、引导新诗前进的方向、解释新诗取得的成绩、指出新诗出现的问题。它是新诗发生发展的孪生话语，新诗的目标、问题往往也是它的目标、问题。向内，新诗批评须不断完善自己，有一股强烈的向心力带动它找到自己的作业对象、方法、目标。在现代文化“分科化”的进程中，新诗批评要纠正自己模糊、零散的面貌，逐渐转变为独立的知识体系、话语范型。为此，现代新诗批评不惜向西方借力，搬用西方诗论资源、话语，输入欧美文学、哲学的主义、方法，西方诗论、诗学中的绝对观念、实证和分析方法也渗透了进来，一度成为现代新诗批评走向现代、科学的主要内涵。
冷静省察会发现，其实中国化的愿望自一开始就深藏在现代新诗批评的腠理。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早期新诗缔造者本来就是将新诗、新诗批评置于革新文学、“再造文明”乃至“东方的文艺复兴”的大框架中来尝试、培育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在形成“世界主义”观念的同时都抱有“中国本位”的理想。闻一多一面赞扬郭沫若《女神》的“时代精神”，一面尖锐地批评他诗中的“凤凰”是天方国的“菲尼克司”，而非中华的凤凰。闻一多急切地追问：“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在精神的深层，他相信中国文化精神是“韵雅的”、美丽的。朱自清是有高度自觉意识的现代新诗批评家，他认为在传统的“诗文评”向“文学批评”转变的过程中，不单要做到“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更要做到“将中国还给中国”。朱自清分力于新诗批评，在促进新诗批评走向“分业”“系统性”的同时，一直在努力地“参用本国的传统”。就连当时比较“西化”的叶公超，也在《论新诗》中借T. S. 艾略特的话说“文学里也要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民族化、本土性这些概念渗透在他一系列谈新诗语言、文体的论文中。历史地看，追寻中国性，最终建构起现代新诗批评的中国形态是现代新诗批评家、诗论家一个共同的隐而不彰的目标。这一诉求贯穿在现代新诗批评的实践过程中。
传统的影响
尽管新诗充满了对“新”的渴望，批评家也认可这种求新的强烈冲动，但是新诗批评在话语层面上，远没有摆脱古典、传统的影响，“新旧同台，古今杂陈”是现代新诗批评话语的重要表现形态。在与西方、时代、传统的三维牵拉中，对古典诗歌、诗论话语的顾视往往带来一种持久的张力。新诗批评话语一直保持了对传统的开放姿态，并没有把自己禁闭在现代的单向维度里。
胡适标举“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倡导创造活的“新文学”，推翻“死文字”“死文学”，同时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中“以史代论”地厘出了一个“活文学”“白话文学”的谱系。他喜欢古代歌行、杜甫和白居易的平易畅达以及宋诗的某些作风。齐梁诗赋、李商隐的雕琢晦涩是他所不喜欢的。胡适在言说新诗时，既排斥又利用古典诗歌、诗论话语，态度是双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对传统内部不同资源、路数的选择。这种态度很难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简单概括。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为了给湖畔派几位少年诗人的情诗一个地位，特别说到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诗，这是因为他明白，新诗地位的给定或意义的赋予，要在与传统的比照中才有可能实现。说李金发的诗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藏起了串儿，得读者自己串着瞧。明眼人可以看出这是对南宋张炎《词源》中“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说法的现代翻版。后来卞之琳“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说法以及废名对林庚、朱英诞等同人诗歌的界说，都不同程度地移用、衍化了张炎的话头。甚至批评家对初期新诗喜欢“说理”的判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诗论中“唐宋之争”的潜在影响。
在现代新诗批评的场域里，批评家对古典诗歌、诗论话语或正向征引，或反向利用，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出于潜意识的需要，都表明现代诗歌在新旧这一焦点上纠缠的复杂性。双重话语蕴含着双重视野。传统不是简单地向后看就可以遇见的，是向前走迎面撞上的，对现代的实验愈深入，对传统的需要就愈迫切。
方法论的自觉
20世纪30年代以后，现代新诗批评家在追求中国性的实践中，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有感于现代派诗歌文本的晦涩难懂、读者与诗人之间距离日益拉大的现状，朱自清率先开启了“现代解诗学”（孙玉石语）的尝试。他吸收了以瑞恰兹为代表的英美新批评的一些观念，但明显可以感到他用以接受西方理论的那双手仍然是中国的。他特别拿来朱熹的话，“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好处是一重”，巧妙地切中了文本细读的关键，抓住了在文本肌理和意义旨趣之间求得细密连接这一核心。在“解诗”实践中，他以林徽因《别丢掉》、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等作品为例，细微谨慎地拆碎文辞表达意思，又苦心地逗拢在一起。“现代解诗学”的方法呼之欲出。我们在“现代解诗学”的方法中，既可以看到“知人论世”的因子，比如把《别丢掉》定义为“爱情诗”，又可以把捉到传统注疏的因子。朱自清特别注意训释难解的字词的意思、意味。中国古典的诗话、词话，尤其朱熹的《诗集传》是他特别熟悉的。他将中国的方法盐溶于水般地放进了现代新诗批评的实践中。
再如梁宗岱对象征主义思潮、观念的解说。他不仅认为“马拉美酷似我国底姜白石”，而且拿中国诗学“悟”的情形来理解象征主义的“契合”：“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底真调谐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物冥合了。”“在那一刹那间，互相点头，默契和微笑。”特别剔出了法国后期象征主义对数理逻辑清晰稳固性的迷恋，用中国的心性和方法来接收异域的资源，转而又给正在兴起的中国的象征派输入养料。从梁宗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庄子的“心斋”“坐忘”，禅宗顿悟时对“空”的境界的把握，以及儒家“省察”与沉思的作风。
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九叶派诗人唐湜等人仍在借庄禅美学理解“意象”。此外，大量的评述诗人、诗作的批评文本，都不同程度、或隐或现地综合运用了注疏、感悟、评点、考证等中国传统批评方法。西方的刺激，服务于现代新诗解释、评判的需要，重新释放了中国诗歌批评方法的活力，也促进了古典方法向现代的合目的的转化。
可以看到，西化的迷狂退潮以后，新诗批评家增强了本土意识，能比较从容而灵活地运用中国诗歌、诗论话语言说中国现代诗歌了。他们注意避免盲目地搬演西方诗论观点、术语，也有意矫正西方诗论文章由一点说开去、层层分析展开，最后得出固定结论的模式。他们戒除诗歌批评的冷酷、固执和缺少人情味，在对诗歌的感悟、话语的采用、方法的选择上均流露出中国神采和韵味。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规划学科共建项目“‘废名圈’诗人群文学活动考述”（GD16XZW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