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在千年的悠远时光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沿着丝绸之路在此汇聚，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演绎了丰富多彩的敦煌故事。在21世纪的今天，讲好敦煌故事，一方面需要继续挖掘敦煌文化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现代精神，另一方面则需要作家和艺术家创作出丰富多彩的融合敦煌文化的文艺与文学作品。纵观当代甘肃文学的发展，敦煌是甘肃作家非常钟情的题材和精神宝库，可以说，敦煌和敦煌文化滋养了当代甘肃作家和甘肃文学，同时当代甘肃文学对敦煌的书写和对敦煌精神的传承与建构反过来也丰富了敦煌文化，甘肃作家正在成为书写敦煌文化的生力军。
提供创作题材和灵感
当代甘肃文学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不仅改变了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基本缺席的状态，而且还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源于地缘上的相近和精神上的认同，敦煌成为当代甘肃作家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来源和叙事想象。叶舟、冯玉雷、邵振国、王家达、陈勤、黄英等当代甘肃作家都执着于对敦煌的书写。叶舟曾说：“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叶舟从文学之旅起步伊始，就一直持续地书写敦煌。从他早期的一系列诗集《大敦煌》《敦煌诗经》到刚出版不久的鸿篇巨制《敦煌本纪》，敦煌既是他写作的“疆土”，也是他驰骋文思的“天空”，不仅为他提供了创作题材，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除叶舟之外，冯玉雷也是一位执着于敦煌书写的甘肃作家。从1998年发表纪实性小说《敦煌百年祭》，到《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再到202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敦煌之围：虚幻与非虚幻》，20多年来，冯玉雷持续着对敦煌文化的眷恋和书写。出版于2006年的《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以悠远漫长的沧桑岁月为时代背景，以在敦煌本土生活的人物为叙事主角，再现了敦煌的百年沧桑。对于2009年出版的《敦煌遗书》，赵毅衡评价为“确实是敦煌自己的书，冯玉雷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敦煌书写”。冯玉雷偏重于在历史的宏大视野中书写敦煌故事，他的书写既是对敦煌的复活，更是对敦煌文化的一种重构。
当代甘肃作家的敦煌书写，还有邵振国的《月牙泉》、陈勤的《双飞天》、黄英的长篇小说《梦醒敦煌》、王家达的报告文学《敦煌之恋》等。敦煌及敦煌文化为甘肃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创作灵感和创作题材。可以说，敦煌文化滋养了当代甘肃作家的精神世界，培育了甘肃作家的写作气质，同时也奠定了甘肃文学的底蕴。
奠定作家“精神高地”
敦煌是叶舟、冯玉雷、王家达等直接书写敦煌的甘肃作家的“精神高地”。叶舟曾说：“我对敦煌的所有热爱、书写、感情可能就是我这一生的宿命……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甘肃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儿子，这可能就是我的宿命。是写作的宿命，也是人生的宿命。”敦煌也是那些即使不以敦煌为具体写作对象的甘肃作家自觉的“精神高地”。在马步升、雪漠、徐兆寿等人的创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融入他们血脉之中的“敦煌精神”。而崇德向善、大盛融通、多元融合等则是这种文化精神的核心。
生长于凉州的雪漠是一位有自觉精神追求的作家。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无论是早期的《大漠祭》《白虎关》《猎原》，还是后来的“灵魂三部曲”及2014年出版的《野狐岭》，无不渗透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陈晓明认为，雪漠是一位有精神追求、有精神高度、有精神信念的作家，“他的文字、他的生活状态、他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精神的、文学的方式”。文学对于雪漠来说是超功利的，是无目的的，文学“是一个人在陶醉时心灵的流露。它是简单的，是质朴的，是赤裸的，就像孩子面对母亲时的微笑，也像慈母给予孩子的拥抱，温暖、纯粹，没有一丝的造作和目的”。超功利并不是说文学就无用了，而是有大用，那就是“对人类心灵的影响”。雪漠在文学中渗透了浓郁的人类情怀，这种无欲则刚的宁静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体现了崇德向善的敦煌文化精神。
从2002年《非常日记》的青春写作到《荒原问道》的知识人写作，再到2017年发表的《鸠摩罗什》，我们可看到徐兆寿对敦煌精神的回归。正如陈思和所说：“中国的大西北不仅是中国神话生发之地，且是西域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融汇交通之地，是今天文化复兴的命脉所在。兆寿近年来的写作就是在挖掘这条深邃的根脉，并且渐成气候。如果说《荒原问道》是叩问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一部佳作，那么《鸠摩罗什》就是叩问古代文化传统的一部大著。”无论是取材，还是写作手法，《鸠摩罗什》都体现了作者有意识地向敦煌精神靠拢。小说通过呈现鸠摩罗什这位追求佛法的高僧的人生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坚守”与“信仰”的力量，也“打开一扇名叫善的门”。徐兆寿对鸠摩罗什这一人物的书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也是对敦煌这一“精神高地”的致敬。
马步升用自己热爱的传统史传笔法来为生活在陇东地区的普通人民“立传”，书写他们的生活与情感、兴衰与变迁，从而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与历史。比如“陇东三部曲”（《青白盐》《一九五零年的婚事》《小收煞》）和“江湖系列”小说如《野鬼部落》《刀客遁》等，呈现了史传传统和武侠风格主导下的中国传统小说的鲜明特点，这些借助于传统史传笔法写就的小说中蕴含着一种侠义柔肠、舍我其谁的大美和大善。这种大美和大善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同时也是敦煌精神的直接映现。
千余年来，世界多种文明在敦煌汇聚、融合，形成了敦煌独特的文化精神。甘肃作家生活在这个以敦煌为核心构建的巨大文化场域中，敦煌精神已通过千年的承接渗透于作家的血脉之中，他们或自觉或无意地靠近这样一种文化场域，敦煌是他们心中的圣地，也是他们人格与文学的“精神高地”。
弘扬丰富敦煌文化
当代甘肃文学与敦煌文化具有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敦煌及敦煌文化滋养着当代甘肃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当代甘肃作家以他们的创作书写敦煌故事，这让他们成为敦煌文化的承接者和延续者，同时也弘扬丰富了敦煌文化。
叶舟以《敦煌本纪》这部109万字的小说力作为敦煌立传，将自己的文脉深深融入对于敦煌文化的理解和感知之中。小说中索家几代人都是舍生取义、热血奉献的“敦煌义人”，到了这一代当家人索敞，虽然经历了痛苦和波折，但也在历练之后最终实现了精神的开悟。他的心事就是为索氏家族、为义庄在千佛灵岩上开一座窟，供奉天上人间的神佛和英雄。小说中，另一位主人公焉支山下的名医孔祥鹤的女儿孔执臣，深明大义、富有才情，最后选择在伽蓝密室中抄了十七年的文书和佛经，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敦煌的宝藏。而以胡梵义为代表的敦煌少年则用自己的热血与青春为“河西锈带”开路和守路，既为敦煌打开了与外界连通的道路，同时又守护住了敦煌的风清气正。
叶舟用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复活了敦煌精神，同时也用这些血肉饱满的人物诠释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现代敦煌精神。冯玉雷的敦煌系列创作由最初的写实到后来的写意，既是对敦煌的书写，更是对敦煌文化的建构和供养。而雪漠、马步升、徐兆寿、王家达、弋舟等当代甘肃作家也都以他们各自特有的方式丰富着敦煌精神。通过作家的不断书写，敦煌文化进入作家的文本故事从而不断延伸。
我们要积极推动敦煌文化“走出去”，就要讲好敦煌故事，这就需要作家和艺术家自觉承担起敦煌故事的讲述者和敦煌文化的延续者的责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书写敦煌文化。对敦煌和敦煌文化的书写“不仅是在延续敦煌文化，而且使敦煌书写进入全球化的大环境”，当代甘肃作家生长、生活于敦煌文化场域中，更应成为敦煌故事和敦煌文化书写的生力军。
（本文系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当代西部小说作家与世界文学关系研究——以甘肃作家为中心”（YB05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