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各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如何整体评价“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遇到哪些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各方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是什么？

　　邢广程：有几个因素。第一，中国自身的壮大。过去我们的方针就是自己埋头做事情，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国际社会需要中国提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想法。

　　第二，适应全球化需求。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规则方面，都有很不通畅的地方。所以我们谈“五通”，尤其是推进基础设施联通。另外，由于规则的改变，目前贸易投资出现非便利化状态。此外，金融、民心、文化等方面都存在联通需求。因此，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样一个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方案，有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第三，我们在“一带一路”这个平台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际上，我们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一个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有何整体评价？

　　邢广程：“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这十年，适应了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因而得到了绝大部分国家的支持，但还要进一步完善。

　　世界是一个整体，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和其他直接参与建设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均有所获利。实际上，“一带一路”倡议间接上也为没有直接参与的国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甚至对“一带一路”有抵触的国家，经济上也有所获利。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展得更顺畅。对于没有直接参与“一带一路”甚至反对该项倡议的国家，它们在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当中也间接获利了。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完全无害且十分有益可行的国家间合作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共建国家对“一带一路”项目作何评价？

　　邢广程：我曾主要在欧亚国家做过调研。首先，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非常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包括没有直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达国家，它们也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方案。对于“16+1”框架内的中东欧国家来说，出现了两极化现象，要么非常赞同，要么有负面的声音，这都是正常的。

　　其次，亚太地区国家不仅对“一带一路”评价较好，而且已经很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十年时间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以东盟国家为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区。中方早期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中，一个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早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合作机制，比如贸易投资便利化。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范围变得更宽，合作平台变得更高。第二个是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我们还把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区。

　　除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之外，我们还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亚洲命运共同体，并在特定领域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是在欧亚大陆。另外，我们还参与了有关非洲地区的一些论坛，绝大多数国家对“一带一路”非常感兴趣，有的国家与“一带一路”进行了深度接触。

　　总的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给世界提出的一个合作方案。这些国家同时也把“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对外政策形象联系在一起。这是在大的国际范围内，对“一带一路”十周年作出的总体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研究俄语国家的学者，您能否重点谈一下俄语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以俄罗斯为例，该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哪些变化？

　　邢广程：总体讲，俄语国家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合作方式和规模都有区别。

　　首先，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确实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刚提出的时候，俄罗斯反应不太积极。中俄两国交流在各个层面都有所滞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俄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周边的区域，所以俄罗斯对中国批评和反驳的声音强烈。后来，我们出台了涉及“一带一路”标准的文件，俄方看到欧盟、东盟是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区域，终于明白“一带一路”方案很广阔。2013年后，俄罗斯逐渐转变态度，意识到可以成为中国、东亚和西欧之间的桥梁，所以变得愿意积极参与。目前，中俄双边合作主要以原材料和能源合作为基础。

　　其次，还有中亚国家。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密切，哈萨克斯坦非常积极。在中亚国家当中，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是最成功的。原因在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是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的。所以我们把哈萨克斯坦命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提出的首倡国，中哈双方合作在很多领域都有进展。但是这些进展也受到欧亚经济联盟框架的制约，例如贸易便利化的问题。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如果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推进贸易便利化，那么中国的商品会通过哈萨克斯坦转到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但是，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并没有那么密切，这就会导致中国的商品难以进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国家，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在推进与中亚贸易、投资便利化过程中受到制约和限制。

　　最后，白俄罗斯和中国在“一带一路”对接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在白俄罗斯有一个很大的园区（即中白工业园）。我们和乌克兰本来也有一些合作，由于乌克兰危机，中乌很多项目处于停顿状态。战火阻断了中国与某些欧亚国家的合作，对五通产生直接影响，这些都影响到了“一带一路”建设。目前，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合作情况不容乐观。未来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可能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进行比较务实的合作。由于与西方关系破裂，俄罗斯的东转战略可能会提高其与“一带一路”进行深度对接的可能性。

　　中国国家形象得到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邢广程：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以“一带一路”平台为抓手，以“一带一路”实施线路图为指导，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中国外交的大轮廓已经基本显露。中国的外交政策既能照顾到全局，又能做到多层次、多向度。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概念，还是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

　　总体来讲，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重塑本国的外交政策版图。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带一路”提出后，中国的国家形象有什么变化？

　　邢广程：中国展现出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与其他大国的崛起方式有很大不同，总体上“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很大好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会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展现出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主要遇到哪些挑战？

　　邢广程：“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世界性方案，其发展有一定难度。

　　第一，“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一个协调中心来推进，但中国又不想做这个中心，这是矛盾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倡议没有强制性，所有事情都需要商量着来。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的、各国自愿的过程。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的自愿性导致项目推进困难，贸易投资便利化这一最主要、最基本的规则都无法实现。

　　第三，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人类追求共同发展，但有的国家、有的人就不指望有多大发展。怎么办？比如意大利就提出不（继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第四，部分国家站位不高，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方案，存在一种看笑话心理，没有意识到这不是中国的事情。

　　第五，共建国家期待值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现实效应问题。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需求不一样。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富裕，希望中国去援助它们。但“一带一路”是以市场经济为原则的倡议。

　　第六，强有力的发达经济体的集体阻碍。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冲击了美国主导的规则，想要遏制中国。中国要清醒认识到，自己不能“包打天下”。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是对的。

　　从以上问题来看，“一带一路”是中国给世界提出的一个思路，实施难度非常大。但是，反过来看，中国这十年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已经相当不错。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下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有什么建议？

　　邢广程：第一，中国还要更进一步地阐述和细化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第二，“一带一路”应该做到有可操作性。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目前“一带一路”发展比较成熟的还是在中国周边国家，我们应该优先推进与中国周边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先致力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一旦中国把周边的事情做清楚了，“一带一路”的先期成效也就出来了。此外，应该集中精力做一些可持续性的项目，例如在周边国家实现“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三，给发达国家预留出空间。“一带一路”既对周边国家，也对发达国家开放，发达国家具有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甚至还会起到很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刚才您提到周边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日本、韩国和印度的关系？

　　邢广程：要重点做日本和韩国的工作。中日韩三国如果能联合在一起，东北亚的局面就可以打开。中日韩原来已经建立起发展框架基础，后来其他因素导致发展迟滞。从这方面来讲，中国应该借助“一带一路”来改善与日本、韩国乃至印度的关系。我们总会设计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甚至美国将来也有可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这些都是开放性问题。

　　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高校与智库如何参与“一带一路”研究？

　　邢广程：中国的智库和学者应该积极、深度介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倡议，倡议需要的是什么？是思想。中国学者要有担当，要对“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做系统、敏锐、有深度、可操作的高水平研究。宗旨就是把智库做起来，通过智库把中国的声音传到国外，通过国外的智库再把中国的声音放大。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讲一讲如何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邢广程：中国智库应该加深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了解，做到知己知彼。比如区域国别研究，要做有基础性、针对性的研究。现在“一带一路”建设在治理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不知彼也不知己，学术和企业分离。国外很多企业都有自己的智囊团，但中国的企业都是先扎猛子再去言说。所以，在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国外层面，中国的智库都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非政府组织如何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更好发挥作用？

　　邢广程：中国可以有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将来也要让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政府组织发挥作用，这是中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的一个标志。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有的国家不愿意跟中国政府合作，非政府组织恰恰能够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