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于2017年1月逝世，享年91岁。在他的一生中，仅英文著作就有58种，被誉为“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网络世界流传着不少他的影像，他瘦削、不修边幅、秃顶两侧的银发不服帖地蓬起，加上警觉的目光和频繁的手势，像狄更斯笔下走出的人物。只需稍微耐心一点，就能在网页上看到他在英国利兹大学劳斯伍德花园1号的住宅图片。借他老友的描述，他“朴实无华、与世隔绝、藏书如山、从不缺乏美酒和好客之情”，而他的外孙补充说他“室内长年烟雾缭绕”，的确，鲍曼的烟斗几乎成为他的符号。会客厅里有一张赭红色的老式皮沙发，还有一把织锦缎面的老虎椅，沙发前简朴的实木茶几上满堆了水果和点心。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瑞士资深记者彼得·哈夫纳与鲍曼长谈了四次，其中有涉及其生平与观点的重要议题，也不乏有人情味的小插叙。四次访谈中的三次集中在2016年4月，即鲍曼逝世前10个月。与霍布斯鲍姆等左翼学者不同，鲍曼没有留下长篇自传，如果说他一生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流动的现代性”，那么有关他的大量影像、报道和访谈也是“流动”的。在此意义上，哈夫纳整理出版的《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无疑是一次“浓缩”和“凝固”的努力，让鲍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阐释自己。

　　犹太人与大屠杀

　　鲍曼1925年出生在波兰波兹南地区，由于父母不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们并不住在犹太区。他回忆说：“我们是波兹南耶泽策区唯一的犹太家庭，我是该区小学里唯一的犹太学生。”到了中学，学校限额招收犹太学生，也只有4人而已，鲍曼便是其中之一，想来是他天资聪颖。学校的童子军不向犹太人开放，他和伙伴们被孤立在“学校长凳犹太区”，他首次体味到“被排斥的犹太人”的滋味。德国入侵波兰两周后，父母担心被纳粹迫害，一家人乘坐最后一列火车逃到苏联。鲍曼惊喜地发现，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没有族群之分，“共产主义运动吸引犹太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组织是唯一一个让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人在价值上平等的地方”。

　　18岁时，鲍曼加入红军波兰师炮兵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度负伤入院，他参加过科尔贝格之战和柏林之战，赢得英勇勋章。1948年，23岁的鲍曼在华沙社会科学学院学习，对犹太女同学雅妮娜·莱温森一见钟情，后来结婚，两人的婚姻持续了61年，直到雅妮娜辞世。在遇到鲍曼之前，雅妮娜是“半心半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做好了去以色列的准备，是鲍曼说服她放弃了这个想法，留在华沙，成为一名波兰电影业的记者和作家。

　　1967年，波兰兴起新一波反犹浪潮，将犹太人赶出公权职位和党政干部队伍。尽管鲍曼深信自己有“波兰性”，他热爱波兰的文化、波兰的语言、波兰的文学，认同“波兰人”，但环境频繁提示他“犹太人”的身份。1968年3月华沙爆发学生起义，6名教授被指控要为之负责，鲍曼是其中之一，他失去了在大学的工作。雅妮娜决定去以色列找她的母亲和妹妹，于是他们放弃波兰国籍，前往以色列。

　　鲍曼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谋得一个教职，但他并不拥戴犹太复国主义，他坚定地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产物，是欧洲历史上帝国主义时代的最后残余，“寻求用另一种民族主义来医治民族主义，这是一个荒谬的、令人担忧的想法。对于民族主义，唯一恰当的应对方式是努力让它消失”。鲍曼在报纸上勇敢说出自己的意见，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因此，1970年，当英国利兹大学发来教职邀请时，鲍曼欣然接受。

　　鲍曼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是一部关于犹太人、又超越了犹太人的杰作，他以超出民族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大屠杀，认为它不是德国的特有问题，而是有着更深厚的根脉与更普遍的动机。大屠杀不是对原始野蛮状态的反常倒退，相反，杀戮的工业形式和大规模特征，正是因为现代性才变得可能。“现代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时代。它只是使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它通过像工厂技术和官僚制那样的创新，尤其是通过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搞种族灭绝：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是颠覆世界。对进步和完美的追求使灭绝无数的人成为必然。”简而言之，现代性的野心是：掌握一切、无法掌握的就消除。因为此书，鲍曼一度被一些犹太人视为叛徒，却在整个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地震。

　　共产党人与乌托邦

　　2007年，德裔波兰历史学家波格丹·穆西亚尔攻击鲍曼是军方内部安全部队成员，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证明鲍曼参加过谋杀、折磨或间谍活动。此事在学界喧嚣一时，鲍曼无奈正面回应。在访谈中鲍曼承认，19岁的他的确为情报部门工作过三年，之所以从未公开这一点，是因为他签署过保密文件。1943年，鲍曼进入红军波兰师炮兵团，担任政治教导员。1945—1948年，他同时为军方内部安全部队服务，代号“线人塞米昂”。当时的具体工作不过是宣传部的案头工作，包括为新兵的理论和实践教育准备材料，以及撰写意识形态宣传手册。根据从上尉拔擢到波兰部队里最年轻的少校这一事实可知，鲍曼的工作得到了上级肯定。

　　相较于年轻的宣传官员，鲍曼的共产党员身份更加重要。战后的波兰贫穷落后，曾经的战线一片焦土，800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他在访谈时这样解释：“我不是通过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相反，而是通过一种对现状的理解，这种理解结合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叛的看法，一种对于历史及我们年轻人必须扮演的角色的看法。”1946年，鲍曼加入波兰的共产主义党派波兰工人党。“1944—1945年波兰共产党人的计划，是唯一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可以摆脱战前的落后和战争的动乱的东西；它是唯一能够解决民族的道德堕落、文盲、贫困和社会不义问题的计划。共产党人想给赤贫的农民土地，改善工厂里的工人的生活条件，把工业国有化。他们想提供全民教育——实际上他们也信守了这个承诺。他们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并且，虽然当时经济上有裙带关系的问题，但文化是繁荣的：波兰电影、波兰戏剧和波兰文学都是一流的。”此外，共产主义吸引鲍曼的地方在于“只有共产主义运动始终如一地反纳粹”。值得一提的是，鲍曼夫人雅妮娜也在1951年入党，在另外的访谈里，她这样夸赞鲍曼：“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诚实的党员。他是第一个我真正尊重的党员。”

　　不幸的是，1953年波兰发生反犹太人大清洗，鲍曼的父亲前往以色列驻华沙使馆咨询移民问题，这使得鲍曼被判定在政治上不可靠，不仅被突然撤销职务和驱逐出军队，更是受到安全局长达15年之久的监视。鲍曼选择在华沙大学继续攻读社会学研究生，于1954年起在哲学系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57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后，拿到了一笔美国的资助，支持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年，1959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主题是英国的劳工运动。尽管他在社会学领域成就斐然，却从未获得教授头衔。

　　鲍曼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是坚定地表示：“我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我依然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理念：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是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是《怀旧的乌托邦》（2017），在他看来，乌托邦不是某幅未来空中城堡的蓝图，而是改良我们此时此地的生活境况的动力。“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未来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尽管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但“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心怀希望之人’”。

　　知识分子与阐释者

　　从盎格鲁·萨克逊的角度来说，鲍曼知道得太多了，不大像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像人文学者。他退休以后，不再以“同行评审”的学术模版写作，也不再把自己埋在复杂的引文和注释堆中，而是围绕社会症候命笔，写爱、忠诚、身份认同、难民、陌生人、新穷人、不平等、全球化、共同体、个体化、监控、消费、旅行、休闲、死亡、社交媒体，主题如此多样，文风如此晓畅，得到的民间好评与同行鄙视都是不意外的。福柯对“具体的知识分子”与“普遍的知识分子”有所区分，鲍曼则犀利提出，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说就有普遍的意思，“他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或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

　　哈夫纳认为，鲍曼是一个集“刺猬”与“狐狸”为一身的人，既专精又通贯。探索鲍曼早期的阅读习惯与写作习惯，了解鲍曼如何成为鲍曼，成了本次访谈的附属任务。

　　鲍曼11岁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写的是法国语言学家商博良，没有什么惊人的观点，也没有什么灿然文采，“我写作的出发点是，我想和别人分享一些事情，而文字只服务于那个目的”。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中梳理了四个写作动机：纯粹利己、审美热情、历史冲动、政治目的。鲍曼喜欢后面两条，一是“想如实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关于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社会而奋斗的想法”。

　　在日记中鲍曼曾经写道：“除写作外，我没学会任何其他的生活形式。”他深居简出的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写作；其他的时间，读书。哈夫纳让鲍曼回忆少年时期的文学书单，起始是男孩们喜欢的经典，凡尔纳、安徒生、拉格洛夫、库珀、伦敦、史蒂文森、大仲马；后续是一系列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普鲁斯、显克微支、热罗姆斯基、奥若什科娃、斯沃瓦茨基；然后是一批经典欧洲作家，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长大成人后，他保留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习惯，服膺于昆德拉的判断：“小说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成就。”他阅读和引用的作家包括卡夫卡、穆齐尔、奥威尔、索尔仁尼琴、博尔赫斯、萨拉马戈、卡尔维诺、佩雷克、库切，品位好得惊人。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是他的心头好，他喜欢他们百科全书式的视野。总之，从社会学的前辈和同行那里引用观点，那是分内之事，而从文学家那里寻章摘句，那是美好之事。

　　熟悉鲍曼的读者不难发现，他创造性地将社会学阐释与文学想象相结合，文学性甚至构成鲍曼社会学的典型特征。文学讲求陌生化效果，同样，鲍曼认为，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这是社会学的任务。向纵深处看去，不仅需要新的阐释模式，还需要新的呈现风格。鲍曼经常采用隐喻、寓言、理想分型等工具，这也使得这本谈话录既深邃敏锐，又妙趣横生。

　　书中最励志的段落，是鲍曼津津有味地讲述1937年他12岁时的一次阅读：“我读到了两只掉进同一碗牛奶的青蛙的寓言。一只青蛙大叫：‘完了！我要淹死了。’然后它就淹死了。另一只则什么也不说，用尽一切精力拼命保持漂浮状态。它用四只脚不停地划水。牛奶逐渐凝成奶酪，这只青蛙也得以踩着奶酪逃出生天。我认为，与这个有哲学意义的事件偶然相遇，影响了我的成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了我的生活哲学的发展。对，我对斗志旺盛的弱者情有独钟。”

　　对，你说的对，鲍曼先生。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