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书香世家，幼时曾在秋瑾创建的大通学堂学习。大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国学研究训练，熟知各种经史典籍，毕业后致力于国学研究。后投身革命运动，运用唯物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揭示历史问题的本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训诂考据到唯物史观

　　范文澜早年受注重实证研究的浙东学派影响较大。1913年，范文澜考上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就读文本科国学门，师从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一度被视为考证学派衣钵的重要传人。北京大学的求学经历，不仅培养了范文澜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奠定了他的学术志趣，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训诂考据。自1925年起，他先后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成为较为知名的国学研究者。

　　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对范文澜的触动很深，使其愈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之后，他开始阅读《共产主义ABC》，思想上发生巨大变化，开始由不问世事的学者转变为革命者，在课堂上宣传进步思想，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把个人的学术生涯逐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

　　七七事变后，范文澜先是与嵇文甫等创办救亡刊物《风雨》进行抗战动员，后又创办抗战讲习班。在革命活动中，范文澜深入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精神，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1940年1月，范文澜来到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他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在延安学习和生活期间，范文澜更加深入而全面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首次运用阶级斗争学说考察商代社会，表明他开始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史学探索，实现了学术思想向唯物史观的重要转变。

　　从《中国通史简编》到《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抵达延安不久，毛泽东便让他组织历史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用的通俗中国历史读本。随后，他拟定了编写提纲，并就编写体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强调写历史要夹叙夹议。

　　1940年8月，《中国通史简编》编著工作启动，耗时两年多，达56万字。编写之初，历史研究室全员参与，范文澜担任总编。但各人所写内容或详或略，质量参差不一，范文澜只能从头重写。因此，《中国通史简编》从某种程度来说是范文澜的个人独著。

　　在编著过程中，范文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运用辩证法和唯物论，重新认识传统经史典籍。《中国通史简编》客观描述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特点和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提出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该书系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著作，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正如毛泽东所言：“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

　　1940年9月，范文澜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为题在中央党校授课，所授内容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此后，范文澜陆续将授课提纲整理、发表在延安的《中国文化》刊物上，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一书的雏形。1945年，《中国近代史（上册）》（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部分）在延安编著完成。该书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演变过程，指出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才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开始修订、重写《中国通史简编》，至1965年，完成上古至五代十国部分，分为3编4册，合计110万字，终因病逝未能完成全部修订计划。该书肯定了劳动人民对于历史的创造，以阶级斗争为线索肯定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传统，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中国社会螺旋式发展过程，被公认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国近代史》历经四次修订，范文澜在修订中将中国近代史同世界史联系起来，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考察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并且论述了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阶级演变历程。

　　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满足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非推行意识形态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后，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随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逐步壮大，成为中国社会进步力量的主要代表，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成为必然趋势。

　　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就是他在长期关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他较早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史学研究，完成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汉本位到民族融合。在初版《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以汉民族本位来叙述民族关系，对异族入侵则着重写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在修订本中，他运用阶级分析法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指出，民族之间的压迫、战争，“本质只是一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压迫别一个民族，主要是压迫别一个民族的劳动人民”，罪魁祸首是各民族的统治阶级。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在初版《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明确人民是历史记载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开始将劳动人民与生产力、生产关系联系起来，他指出，生产力是历史的推动力，劳动人民是生产工具和人力的创造者。他肯定了劳动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提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三是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在初版《中国通史简编》中，范文澜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历史事件，在修订本中他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分析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指出：“不仅要分析各个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同时还得分析各个阶级内部各种集团或阶层所处的地位。”同时，范文澜反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教条化，“如果只是记住了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

　　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开创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历史框架。他所奠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框架和提出的论断，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研究数十年。他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探索，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