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从自己传统文化资源武器库中找不到可以抵御的思想武器，只得“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等，但也“终归于失败，宣告破产了”。20世纪20年代之际，“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中国改换了方向”。由此，中国历史学以及近代史研究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回溯历史并深刻体悟唯物史观的深度影响，对于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再出发，具有重要意义。

　　唯物史观构建中国新史学

　　在20世纪革命风潮涌起的时代，梁启超以“新史学”为旗帜掀起了史界之革命。梁启超建构的话语体系首先是“进化史观”，它是从根本上颠覆并取代旧史学的一整套新话语模式。借助于“进化史观”理论，梁启超“以近代学术观念阐述了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中国史学近代化之理论上的模式；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等；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体认识”。20世纪以来，“进化史观”伴随着近代民族主义思潮风行天下，在获得知识界普遍认同的情势下，构成了改造旧史建构新史的理论工具。

　　不过，20世纪20年代后“进化史观”趋于式微，即使梁启超本人的立场也开始有所动摇：“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我对于这个问题，本来毫无疑义，一直都认为是进化的……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唯物史观”话语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超越性态势。1920年12月1日，李大钊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认为“历史进化观”对于历史的解释等，“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史料学、考据学被用于证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当然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据，但作为一个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话语体系，其影响力和扩展的范围当不限于此，它几乎成为当时“新史学”建构中具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的学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大量研究社会史的论文都不同程度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黑格尔、列宁、考茨基等理论家的论断以剖析中国社会及其经济结构，从而使史学的包容性更为阔大，由传统文史哲人文学科的贯通发展到与社会科学的对接。

　　不唯如此，唯物史观话语的深度影响甚至促成“唯心论”佛学学人的转变。余精一坦然自述：在中正大学讲授年余。以三十年之因学，遍习东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以一研究唯心论的佛学的学人，转而从事唯物论哲学，最终提出“历史发展二元论”与“双系文化学说”。即使风头正劲的史料派或实证史学，虽然研究取径与“史观派”立场形同对立，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认同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积极意义。顾颉刚与傅斯年在讨论问题时就提出：“用唯物史观来看孔子的学说，他的思想乃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秦汉以下不是封建社会了，何以他的学说竟会支配得这样长久？”“孔子不是完全为旧文化的继续者，多少含些新时代的理想，经他的弟子们的宣传，他遂甚适应于新时代的要求。”顾颉刚曾强调，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唯物史观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触发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学术理论之争。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虽然参与论战的各方人士政治立场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大都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依据。何干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明确指出：“中国新史学是一门很‘年青’的‘学问’，还不够十年的寿命。我们的中国社会，还在未发掘的古墓里，还在未读破的古籍中。这十年的光景中，我们的先驱者，给与我们的，仅仅是一个粗大的轮廓，甚至可说只是一个暗示。”正是经此社会史论战，何干之深有感悟，认为新史学未来之路尤长，未竟之业至重，未解之惑甚多，亟待后学“赶紧摄取现代史学的知识”奋起接力而行。尽管社会史研究中很多具体问题并没有取得认同，但其在学理建构和理论、方法的取向上却又体现着相对的趋同性。吕振羽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中说：“郭沫若先生说得好：‘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因而史的唯物论，不啻是我们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我们握住这副工具来解剖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一切问题都不难迎刃而解。”

　　正是在唯物史观理论引导下，中国社会史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新转向。一方面，其论题的展开一开始就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有着与生俱来的现实关怀。“中国国民革命，引起了中国许多的青年，注意到中国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注意到这些问题，所以要求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社会史论争问题各有侧重，然其大要仍在于社会性质；而其现实的致用性价值则落脚于政治（或革命）。社会史研究恰恰体现着新史学“致用”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由学术论争而形成的理论认知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同，由中国社会史而社会性质（以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广泛深入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基本认同。尤其对于“半封建”概念，它在理论认知上承接了马克思的理论成果，在史实认知上观照了现存中国社会“残存的封建性”因素，赋予其特有的时代内涵，并在学术理论上形成了相对系统、完整的解说体系，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体现新时代特征

　　新时期以来，随着当代社会的“百年未有之巨变”和社会科学的巨大进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发生重大变动。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的社会史的兴起及其引领性影响，导致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革命史”与“整体史”或“社会史”相互促进的趋向。这一趋向无疑是对戕害史学研究的教条主义的反拨，恰恰从学理层面上又进一步彰显着唯物史观的价值。关注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历史的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一方面，唯物史观坚持以人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人类生存或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始终把劳动群众的历史活动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这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

　　唯物史观是一个高度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及其历史研究尽管遭遇了诸多思潮“解构”的挑战，却依然在各种建构乏力的潮向中坚挺前行，在不断的汲取和传承中发展。唯物史观事实上自觉地浸润或渗透在如日常生活的历史、工人阶级以及劳动大众的历史、重大历史事变与日常生活、杰出人物与大众诉求的互动，以及历史发展合力论等研究成果中。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体现着传承中创新和创新中发展的新时代特征。

　　（作者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