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9日，著名清史专家周远廉先生在他的桑梓故里四川仙逝。清史学界为失去一位笔耕不辍、勤于探索的著名学者而悲痛，追念这位将一生奉献给清史学术研究的大家，探索其学术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会留给我们诸多启迪。

　　周远廉先生1930年12月12日生于四川资中，1955年秋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工作，一生致力于清史研究。1986年晋升研究员，1991年退休，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与同为清史研究专家的夫人杨学琛先生回四川故里，继续清史研究，笔耕不辍，又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直至逝世。

　　周远廉先生研究清史65年，出版学术著作近30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他治学严谨，不断探索求新，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嘉惠学林。他的研究涉猎整个清朝中前期历史诸多领域，可以说，他是目前为止在其同辈学者中著述最为宏富的清史专家。

　　学术成就

　　开创了清朝开国史研究的两种范式。满洲是如何崛起的？又是如何由部落走向国家的？这是清史、满族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入关前史关注日多，产生了一批满族史和清朝前史专家，而周远廉先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清朝开国史研究》《清朝兴起史》，集中体现了他对清朝开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在前著中，他以社会性质为纲，按照满洲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原始社会末期（16世纪40—80年代）、奴隶社会（1587—1621）、封建社会（1621—1644）三部分，详细阐述了不同时期满洲部落及后金政权发展情况；在后著中，他则从政治史的角度，撰述了满洲从部落到国家的建立历程，着重对一些历史谜案作了解答，对八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体制的确立等政治制度作了考证，对八旗贵族集团的形成和权力结构进行了解析，对明清几次大战的成败作了评析。两著在研究路径、研究视角方面，皆有不同，开创了清朝开国史研究的两种范式。

　　对满洲社会性质作了深入探讨。清入关前满洲社会的性质问题，始终是学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早在延安时期，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最早用唯物史观探讨了清朝入关前的社会性质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问题再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张维华、莫东寅、尚钺、郑天挺、王钟翰、戴逸、李鸿彬、赵展等学者都曾作文讨论。在这场大辩论中，周远廉先生也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撰写了《关于清代皇庄的几个问题》《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16世纪40—80年代初建州女真和早期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1587—1621年满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等文章，综合考核了皇庄的建立、发展和规模，皇庄的生产方式，入关前土地所有制的演变，“诸申”身份的变化，清前期赋税和劳役制度等相关问题，认为：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建州女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从万历十五年建费阿拉城、定国政起，到天命六年间，满族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天命六年进入辽沈地区后，满族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天命十年的编庄，标志着封建农奴制上升为占居后金政权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观点成为解读入关前社会性质的代表性观点。

　　臧否历史人物，见解独到。历史固然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伟大人物”无疑也会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甚至决定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在清史研究中，周远廉先生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也关注帝王将相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后出版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合著）、《顺治帝》《乾隆皇帝大传》《清太祖传》《岳钟琪传》等，在展现清代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将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制度和思想一一详释。如《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全传》一书，从多尔衮幼年所处的权势处境出发，叙述了他从孤儿弱主到旗主贝勒、和硕睿亲王、辅政亲王、皇父摄政王的辉煌一生，既肯定了他在清王朝统一战争和制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也对他厉行圈地、强迫投充、颁布逃人法、打击政敌、垄断朝政等行为予以批评，并对其声色犬马的生活状态和悲惨结局作了述评。

　　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是长期以来史学研究的难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作用和阶级阶层是臧否人物的两大主要标准。90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开始多元化、具体化，如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大一统国家构建，都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考量。周远廉先生较早突破了传统评价体系，是否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是否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周远廉先生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这为科学、客观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治学方法

　　其一，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它既反对脱离历史实际、任意编织历史事实的主观唯心主义，又反对简单罗列或堆积史料来作为历史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要求对相关史料去伪存真，在把握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现象、总结历史教训、阐释历史规律。周远廉先生在历史学研究中，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出了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修养。如在研究满洲社会性质时，他提出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指示，深刻钻研特定时期的一种土地制度，联系全局，引出结论”，因此他选取清代皇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辩证分析，探讨了满洲前期的社会性质；他敏锐地意识到“恰当地断定诸申的身份和地位，对于弄清早期满族的阶级关系，正确判断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故通过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研究，考察了不同时期“诸申”的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据此判定了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

　　其二，重视对档案史料的挖掘。

　　从档案史料中寻求历史真相，是周远廉先生治史的一大特点。如基于对《满文老档》的研究，他先后写了《关于清初开国史的几个问题》《努尔哈赤与明朝政府的关系》两篇文章；在深入挖掘明代辽东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与谢肇华先生合作，先后撰写了《明代辽东军户制初探》《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万历后期的矿税之祸》《明代女真与汉族的关系》等文章；在撰写《岳钟琪传》时，他细致整理了有关岳钟琪的四万六千余件朱批奏折，一一与实录、起居注等史料对比分析；在进行《清代租佃制研究》撰写中，他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乾隆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五万八千余件，收集了大量有关土地占有、租佃关系的珍贵史料，并结合这一时期的实录、奏折、笔记、文集、方志等文献，综合研究，完成了对清代封建租佃制的叙述和分析。周远廉先生立足于史料，通过对档案的深入剖析，并与传世文献比对分析，从而揭示了一些以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被官方所讳释的史实，还原了历史真相。

　　其三，重视对清朝兴亡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以史为鉴，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治乱兴衰的思想智慧和经验教训。周远廉先生先后出版了《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以及五卷本《清朝兴亡史》，两著淹博贯通，分别从侧面和正面展现了清王朝兴盛衰亡的历史过程，真正践行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责任。

　　《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着重对八旗王公贵族，包括宗族和异姓贵族的兴衰事迹作了考察。王公贵族的兴衰是王朝盛衰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国家是休戚与共、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在叙述八旗王公贵族的兴衰时，他专列一节介绍了王公贵族集团的阶级特性，揭示了他们所拥有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特权，并对王公子弟揽权纳贿、卖官鬻爵、欺压百姓、巧取豪夺、游手好闲、聚赌抽头、恣意寻欢等“寄生腐朽”的生活状况作了生动描绘，早已预示着八旗贵胄的没落和衰亡。

　　《清朝兴亡史》展现了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幼帝退位为止，清朝兴亡的完整历程，回答了清朝“何以兴？何以盛？何以衰？何以亡？”四大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周远廉先生以清朝兴亡为例，还进一步回答了中国古代王朝盛衰的基本规律，即“王朝的盛衰，固然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但主观因素也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尤其是帝王将相最高统治集团本身的情况，及其怎样管理国家，更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他们的所作所为，既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又能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王朝兴盛和加速其衰亡，从而对历史进程发生强烈影响”。

　　周远廉先生的学问人生沉浸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不仅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历史学工作者，更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者、守护者。其著文大都通俗易懂，行文笔调力求生动活泼，特别是他退休后，潜心钻研文学，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以文学化的笔法记述下来，创作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如《香妃入宫》《乾隆皇帝下江南》《天下第一清官：清代廉臣张伯行》《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等，在澄清历史谬误、普及历史知识、传播学术研究成果、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直至穷尽了思想、燃尽了生命。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周远廉先生曾为家乡学校捐款12万元设立“杨学琛奖学金”，自费15万元为维护国家统一、刚正不阿、为民谋利、廉洁奉公的“清朝名人”立碑纪念，这与他修书治史、著文广教是一致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生俱有的家国情怀和精神特质。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