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史与世界史整体一样，在中国是一个年轻学科，而且是外来学科。百年来，世界近代史经历了形成、成长和蓬勃发展的过程，迄今已经枝繁叶茂。但发展的过程仍在持续，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第一，世界近代史的时限问题。虽说“近代史”概念人人皆知，但其时限却一直是个问题。19世纪末，西方史学体系传入中国，历史的分期法随之而来。西方历史学将人类文明史分为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近代（modern）三个时期，这是按西方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所做的划分。由于西方在近代话语的强势地位，这种划分法传布于全世界，也影响了中国的治史思想。自此，中国学界也按照三分法划分历史阶段，由此便有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之说。近代史的起点大致在地理大发现前后，工业革命之前属“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以后属“近代”（modern）。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体系取代西方体系成为中国史学界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由此，“近代”的起点后移到17世纪英国革命，下限则是1917年俄国革命。苏联体系中，增加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现代”，以1917年革命为标志：之前是资本主义时代，之后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世界近代史”就是这样被定义的。

　　改革开放后，关于世界历史分期出现了新的争议。多数学者认同近代史的起点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后那段时间，资本主义在那时兴起。这个观点已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得到体现。“现代”这个概念被保留下来，起点是十月革命。

　　最近，有些学者和教科书开始修正这个说法，把“现代”的起点设在1900年。这样，就把“现代史”等同于20世纪史。我不认为这个修改很有道理：为什么20世纪应该成为独特的历史阶段，而18世纪、19世纪不是呢？如果确实要保留“现代”，不妨以二战为标志。二战结束了西方霸权，此后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以及各国追求现代化，重新构建平等的世界。以二战为标志还有一个优点：可以和中国历史分期大体衔接；我国教科书已经将新中国的成立设定为中国现代史开端，这和二战的结束大体相当。

　　第二，世界近代史的体系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世界近代史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史的问题。中国的世界史学科起步很晚，是在19世纪与西方接触后才出现的，到新中国成立后正式形成，可以说是一门从国外引进的新学科。因此，它在发展之初受外来体系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摸索建立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

　　百年来，世界史体系经历了几次变化。新中国成立之前是西方体系（主要是英美体系）阶段，将西方国家的历史等同于世界史，特别是把近代世界史写成几个西方大国的历史，构成了“西方中心论”。新中国成立后接受苏联体系，破除了仅写西方大国历史的做法，尽可能包括全世界。但苏联的写法是把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分别书写，然后叠加，这种写法影响了中国。并且，苏联体系是以社会形态变化为中心的，对人类历史的丰富面相很少关注。

　　改革开放后，世界史迎来了蓬勃发展局面，编写体系开始多样化。一方面，除原有的苏联体系仍在继续外，以西方为中心的体系也无形中回归。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探讨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这是改革开放后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是最难能可贵的。此处尤其要提到吴于廑提出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观，这是中国历史学家思考历史学体系问题的突出表现。按照这个思路，近代是“从分散到整体”的关键时段，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关键一步。其他体系方面的探索包括文化史视角、国际格局变动视角、现代化视角、全球史视角等。

　　总之，体系问题是世界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可喜的是，经过一百年的成长，中国世界史学科终于开始思考自己的学科体系了。必须彻底抛弃“西方中心论”，在这个方面，近代史是一个重镇。

　　第三，世界近代史的蓬勃发展。中国人接触世界史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它是一种外来的知识，未成为学问。从20世纪上半叶起，有人开始将外国历史作为学问来研究。这些人基本上是在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接受现代历史学训练而熟悉西方国家历史的人，他们关心的问题多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有关，那是由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于是，中外交涉史、殖民主义史成为中国最早出现的世界史研究课题，并且基本上属于近代史范畴。此外，间或出现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史、经济史的书籍和文章，以及一批相关的史学翻译作品。在那个时代，世界史尚未受到普遍承认，学者们一般不会将它作为职业研究的对象。

　　新中国成立后，完全改变了这种情况，苏联体系的引进起了关键作用。在苏联体系中，世界史是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由此形成。但苏联体系的一大缺陷是其狭隘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直到“文革”爆发，我国的世界近代史研究领域一直比较狭窄，课题集中在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欧洲工业革命、美洲独立等少数问题上，并沿用苏联教科书的观点。改革开放后，世界近代史与其他学科领域一样，迎来了学术的春天，研究领域大为扩展，学术水平大为提高，专业队伍不断扩大，后继人才层出不穷。几十年的发展，使世界近代史成为世界史学科中成果最丰盛、影响力最大的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文革”前，在苏联体系约束下，课题涵盖面狭小，研究成果也很少，每年公开发表的论文可能不到两位数，一般只涉及欧美少数大国，很少涉及欧美以外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情况大为改观。现在，每年公开发表的近代史论文有数百篇，出版专著和译著数十本甚至上百本。其内容不仅涉及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等，而且扩展到社会、文化、医疗、疾病、艺术、环境等众多领域。地域范围也大为扩张，南美、非洲、东南亚等许多地区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其次，学术水平大为提高。“文革”前，世界史研究的客观条件相对不足、资料缺乏、参考书陈旧，与国外的交流基本没有，加上学术氛围冷淡，困难确实很大。改革开放后，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至少在世界近代史领域，原始档案资料的储备不亚于中国史，其索取的方便程度更超出于中国史，进入网络时代更是如此。对外交流的全面开放、各种信息的大量传播、我国学者的勤奋努力，都推动学术研究水平蒸蒸日上。在世界近代史的某些领域，中国学者已经能够与对应国的学者做平行对话，受到国外学者高度认可。

　　最后，专业队伍不断扩大，后继人才层出不穷。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制度得到恢复后，世界史学科由此后继有人。几十年来，我国自行培养和留学归国的世界近代史青年学者已达上千人，其中最早拿到学位的一批人，如今已是本领域的领头人。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薪火相传，使世界近代史研究呈星火燎原之势，其成果也得到社会的广泛称誉。

　　第四，世界近代史的努力方向。百年来，世界近代史学科在困难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取得瞩目成绩，但仍存在不足。

　　首先，“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仍然存在，尚未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是学界同仁的共同任务，也是长期任务，我们需共同努力。

　　其次，研究覆盖面仍不够广泛，表现在地域上，大国比例仍然偏高；表现在选题上，许多历史领域仍未得到探索。因此，需要扩大覆盖面，特别要加强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研究。

　　再次，受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历史学界出现碎片化现象，世界近代史也不例外。碎片化的特点是否认体系，止步于小微细节的处理，缺乏历史宏观视野。这对历史学尤其是世界近代史研究很不利，应努力避免。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世界，没有宏观的理解也就难有微观的叙述。青年学者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最后，要全面观察这几百年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可把西方历史当作世界历史。过去，人们把西方的变化表述为全世界的变化。现在可以对这个问题重新思考，由此而写出一部更符合历史真相的世界近现代史。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