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解古代世界的历史。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作为一个学科，世界古代史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开始了解古代世界

　　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历代典籍对周边地区均有记载，已经是某种程度的世界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陆续了解古代文明的历史。到20世纪初，埃及学、亚述学、古典学等陆续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对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识逐渐深入，陈衡哲、雷海宗、阎宗临等都曾在大学开设西洋史和世界通史课程。对于向社会传播世界古代史知识，他们的教学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

　　20世纪前期，翻译工作者对世界古代史知识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译作品既有古代世界的文献，也有近代学者的著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并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梁漱溟在讨论中国文化的命运时，直接运用了法国学者古朗士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观点和资料。

　　在整理文献与引进国外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前期的学者开始讨论古代历史的理论问题。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较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阐述了包括古代历史在内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夏鼐以埃及串珠为题，撰写了具有相当高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陈衡哲的《西洋史》介绍了古代埃及、西亚、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与文化，她将历史界定为“人类全体的传记”，中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阎宗临的《欧洲文化史论要》对古代埃及、西亚、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特点有生动且精到的论述。曹绍濂的《西洋古代史》起自史前，止于罗马帝国崩溃。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畅言要打破“欧洲中心论”，给予古代埃及和西亚文明以相当重要的地位。

　　不过，1949年以前，中国对古代世界的了解相当有限。古代的原始文献和现代学者的专题性著作，被译成中文者屈指可数。学者们大多不通晓古代文字，主要依据近代西方学者的著述进行教学和研究。世界历史教学未能成为常规，许多大学不设世界史教席。

　　创造良好开端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起点。在院系调整中，不少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创建了历史系，课程设置全面模仿苏联。苏联体系的优点在于，世界通史作为专业必修课在历史专业中占有半壁江山，世界古代史成为历史专业的必修课。过去不大为人注意的西亚、埃及和印度的古代历史，在世界通史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古代史体系，学者们开展了古代史的资料和队伍建设工作。首先是翻译古典著作，举凡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著作，都在被翻译之列。林志纯（笔名“日知”）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汇集了古代世界史的基本文献。吴于廑主持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丛书，也收录了古典作家和部分现代学者的著述。

　　在翻译资料的基础上，学者们还积极地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周一良与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第1卷大体上确立了中国世界古代史教材的框架，为学者们树起了一面用历史唯物论阐释古代历史的旗帜。雷海宗的《世界上古史讲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丰富的材料，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吴于廑的《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系统叙述了古典世界历史，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重点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也概要论及文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者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奴隶制和东方专制主义，两者都与古代社会性质和国家形态相关。学者们一般认为，古代东方文明产生于大河流域，更早地进入文明社会，但也造成东方以农村公社为基础，形成专制统治或军事强权国家。奴隶制则因为氏族制度和农村公社残余的限制，很少超出家庭奴隶制的范畴。林志纯明确指出，在东方古代社会，家长制奴隶制占据主导地位，不存在商品生产，政治上表现为专制统治。在发达奴隶制阶段，生产目的在于商品生产，政治上实行奴隶制民主政治。他还认为，古代东方并非一直专制，至少苏美尔各国有长老会议和民众会议，专制政治的产生是奴隶制发展的结果。

　　1949—1966年，中国的古史学家们在培养人才、积累资料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世界古代史创造了良好开端。

　　取得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迎来了春天。在人才建设上，各大学历史系普遍配备了相关教学和科研人员。东北师范大学组建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的研究机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并与其他高校一道，招收世界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有些学校还派人出国进修，形成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

　　学者们的首要工作仍是资料建设。一方面，大力购进外文资料，不少大学的资料如今已初步形成完整系列。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和近代著述不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除原始社会外，从印度到罗马，每个主要的古代文明都有学者编译的专题文献。近代学者的研究性著述被翻译成中文者数量更多。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10余种译著问世。其中，《剑桥古代史》的翻译和出版，可谓最为浩大的工程。

　　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形成了若干热点。20世纪最后20年，学者们围绕城邦和奴隶制问题展开争论。林志纯等认为，城邦是古代所有从原始社会直接产生的国家的初始形态，帝国和专制制度主要是城邦瓦解后的产物。他根据先秦中国的史料，力图证明先秦中国也有众多城邦国家，并实行民主政治。顾准等则指出，城邦的本质是主权在民，这样的国家只是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世界、部分在罗马共和国出现过。

　　与城邦密切相关的是古代社会性质。坚持奴隶社会论的学者认为，尽管奴隶数目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不可能达到生产者的多数，但只要奴隶制居于主导地位，则该社会仍可以称为奴隶社会。否认奴隶社会必经论者则指出，奴隶制只是在古代特定地区和特定时期才能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总体上看，古代社会仍属广义的封建社会。

　　对历史在纵向发展之外横向联系作用的肯定，始自吴于廑的《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他认为，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并立构成了古代世界史的基本特点，两者的矛盾运动是古代文明交往的重要方式；游牧世界每次对农耕世界发动冲击的结果，恰是游牧世界的进一步萎缩和农耕世界的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要特点是根据一手史料，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篇幅所限，难以枚举。

　　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建立了一支比较稳定的研究队伍；资料建设日渐系统；学者们的研究素质不断提高，不少中青年学者已具备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的能力；新的研究成果资料扎实、方法科学、观点多元；研究领域大有扩展，社会史、妇女史、民族认同等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关注。在这个传统上由欧美学者垄断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