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被称为文论的世纪。俄罗斯的文学理论家坚持实证的科学精神，在对文学、民俗学、人种学、民族学、文化史诸方面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考据论证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相同点或相似点，探索这些“雷同点”隐藏的实质性、规律性以及不同的因果关系，理论纷呈，流派迭出。中国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异质性文化——“自我”的“他者”——走进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文论家、文学家特别是汉学家的视野。

　　对20世纪俄罗斯乃至世界思想文化产生巨大震撼力的思想家巴赫金，其理论的基础支撑材料资源是俄罗斯和欧洲各国的大量文学、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经验，却没有把中国问题当成其研究对象。不过，20世纪50年代巴赫金拟定的那份较为详细的教学提纲《中国文学的特征及其历史》（收入文集《美学遗产与现代性》，1992），却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和兴趣。

　　巴赫金这篇提纲首先提出，“一、同中国永远友好的政治意义。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二、沙皇时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扩张主义。”这是对俄罗斯“自我”与“他者”中国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关注，实际上也指出了18世纪以来俄罗斯—苏联汉学研究两个极端倾向：中国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因此也不难理解20世纪30年代中国精神思想研究家А.А.彼得罗夫对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尖锐批评：极尽美化“西方文明”及十月革命前关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合理化论调，特别是他对瓦·巴·瓦西里耶夫（王西里）院士中国观的否定。在彼得罗夫看来，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东方的宗教：儒、释、道》（1873）“呈现的主调是瓦西里耶夫一贯的怀疑主义……它充斥于对中国古代史、文字起源、古典文学等等的论断中，简直就是无处不在。孔子是个书生，‘一个流浪的冒险家’，一个兜售其想法的‘腐儒’等等”。瓦西里耶夫“在以一种怀疑和轻蔑的老爷式的腔调对儒家道德学说进行阐述”。苏联汉学学派的创立者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同样指责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化的“讥讽腔调”以及他过分的“自我”。阿列克谢耶夫甚至认为，不应该把瓦西里耶夫的书作为苏维埃时代学生的教材。他说：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1880）里“与欧洲和中国的各种理论进行的无休止的争论，对初学者来说晦涩难懂，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

　　苏联科学院尼·约·康拉德院士在研究韩愈、柳宗元等唐宋文学家、思想家学说的基础上，在世界文明史总体发展进程的框架下，提出了“东方的文艺复兴”论说。康拉德认为，中国唐宋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开创了新人文主义范式”，当时的“复古”和古文运动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开始”。这一运动从8世纪的中国开始后，向中亚和近东拓展，13世纪到达欧洲。他说：“14世纪意大利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薄伽丘并不知晓，远在中国的他们的同道早在六百年前已经走上了他们所走的路。”虽然康拉德的论断遭到中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费德林通讯院士的质疑，后者认为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不适用于欧洲模式和标准，但是康拉德的论说显示出俄罗斯学者基于欧洲文学史发展理论对中国唐宋文人思想、中国文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认知。这种认知打破了以往认为的“唐朝时的中国无法与前资本主义的欧洲相提并论”的看法，恰恰体现出20世纪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中阿列克谢耶夫倡导和坚持的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研究传统，实际上是对囿于或者夸大中国文化特性而将其隔绝于世界文化之外的极端的“中国中心主义”倾向的纠正。正如中国文化研究家М.克拉夫佐娃教授坦率指出的：“从В.М.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开始，俄罗斯汉学研究者中很多人都持有中国中心主义立场。为了与欧洲中心主义观相抗衡，В.М.阿列克谢耶夫有时也会夸大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质。”“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立场常常导致的是对于中国文明进行某种异域的神秘的描绘，而非深刻的阐释。”

　　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中心主义”或者“欧洲中心主义”的。20世纪的“中国中心主义”概念作为承认中国文化价值、避免其受到西方文化破坏和替代的同义词，强调的是中国传统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俄罗斯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以及对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是俄罗斯社会自身发展、俄罗斯精神思想构建变革需要的反映。这就如同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推崇儒家学说、老子思想，“将其作为新教育体系的基础”，并成为托尔斯泰主义“道德的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论说的佐证。难怪季塔连科院士要说托尔斯泰是在“透过儒家学说对贝多芬的音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道德清洗’”。

　　20世纪的俄罗斯汉学家以跨文化的多元视野，运用自身的本体理论范式对中国本相进行解读和阐释，更加具体多面地展示了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问题。譬如，李福清院士运用普罗普功能叙事理论的“情节单元结构说”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解析。他将《水浒传》中“杨志卖刀”分解为13个情节单元，揭示中国平民生活综合情节具体化的“生动性”；将《三国志平话》中很多动态描写分成由一个个动作举止完成的间隔，探寻这些举止构成的一个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统一结构，说明“在走向情节化叙事的道路上，平话显然是前进了一步”。他还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蒂尼亚诺夫“结构的大小决定结构的法则”为理论支撑，研讨了《三国志平话》“微小的结构（自然是与未来的演义比较而言），同时又必须拉长叙事线索使之与巨大的时间距离相适应，这就迫使作者不得不运用这种‘记录式’的叙事”特点。“正是由于李福清的著述，中国学者高度评价了俄罗斯的学术经验，并接受了诸多新的理论视点和民间文学分析方法。”

　　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问题在俄罗斯的学术呈现方式并非随意的主观选择，而是俄罗斯自身精神文化、学术传统和社会思想发展的需要，是在人类共性认知基础上寻求文化共性、异质文化间对话的努力，是俄罗斯社会和中国进行文明对话、对中国认知等长期客观需求的反映。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