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费老完全是一次偶然。记得那是在2009年的冬天，那一天很冷，还在读硕士的我去系里收发室取邮件。当时中文系还在五院，院里有个窄窄的通道，通道里老师们的邮箱紧挨着，而学生的邮件就集中放在地上一个纸盒子里，和老师们的信箱相邻。我正低头寻找的当儿，看见一位老先生走进来，很敦厚的样子。抬头看看不认识，我就笑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找我的邮件。找到了，便直接去了收发室。

　　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有缘分的吧。那一天，我不知怎么就突然问起了费老。我问负责收发邮件的赵老师，我们系的费振刚老师还会来取邮件吗？他退休很久了吧？我从来没见过他。赵老师说，来啊，费老师每周都来取邮件呢。我又问，那他什么时候过来呢？很想见一见他。赵老师就不说话了，看着我直笑。我不解，问她为什么笑？赵老师指指我身后说，你回头看谁来了？我转身一看，刚才的那位老先生正笑微微地、慢腾腾地走进来。原来他就是费老！我高兴极了，说费老师，我也姓费呢。他说，好好。我又说，费老师，天这么冷，您怎么不戴围巾？老人家就呵呵地笑，说不冷不冷。我解下我的围巾，要给费老围上，费老笑呵呵地说，我习惯了，你自己围自己围。就这样，冒冒失失的我就和费老认识了。可能因为是“本家”的缘故，当年还是硕士生的我，没有见到大学者的紧张，也不拘谨，就像是见到家人一样亲切自然。

　　后来，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又认识了费老的夫人冯月华老师。慢慢地，交往便逐渐多了起来。大概半年后，费老和冯老师一起飞赴加拿大暂居。在这期间，我时而会写信给费老，报告一下我的学业情况。硕士毕业之际，论文答辩被评为优秀，我很开心地给费老写了一封信，很快收到了冯老师的回复。

　　你好冬梅。

　　我从遥远的加拿大问你好，也带去费老师和我对你论文通过并获优秀的热烈祝贺!

　　我们6月13日出发到古巴加勒比海旅游，昨天（6月20日）回来。今天打开邮箱，收到包括你在内的4封邮件；发现你正是6月13日写来的；已过1周多了，才得以回信给你，请你原谅。暂至此。

　　过几天费老师给你写信。

　　愿你愉快!

　　冯月华

　　（我现在是21日晚上10点半已过，你则应该是22日中午12点半已过，对吗？）

　　邮件里，冯老师发了几张他们在海边的留影，照片里费老剃着光头，穿着花衬衫，让我一惊，毕竟之前看到的费老都是很“古典”的形象，于是回信笑称新形象“一点也不古典文学”。第二天又收到费老的回信。

　　冬梅：

　　两封来信都读了。祝贺的话，冯老师替我说过了，不再重复。我只想说，学术的路长得很，愿你以此为新的起点，走好每一步。我们的老系主任杨晦先生总是教育他的研究生，要努力向高峰攀登，不要被路边的野花小草吸引而放慢甚至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我愿将他的这些话转赠给你。你看到照片了吗？剃光头、买花衬衫，还有花泳裤，都是我自己选择的。问道时，冯老师表示积极支持。旅游时，我不是古典文学教师，而是观光客，要放松心情，放浪形骸，才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在大自然中，不是更可笑吗？

　　费振刚

　　6月22日

　　信中费老转述的杨晦先生的这段话，我一直记得，并经常鞭策自己。费老夫妇的邮箱是两人名字的拼音合写，邮箱也是两人共用，费老打字不便，有时候就由冯老师回复。有好几回，我写了一封信，冯老师回复了，第二天她又想起天气情况或是别的什么事，就又另写一封过来，问我情况如何。这样的信件往来，所谈都无关要事，但在这个过程中，费老和冯老对晚辈后生的宽厚相待和真诚关心，每每让我感动不已。

　　后来，二老回国，我们的邮件往来少了，有事或打电话，或当面聊天。和费老聊天，他会提及自己，但更多的是谈论社会现象。费老说，在他那一级的100多名同学中，他只是排30名左右的“二流”学者之一。在汉赋的领域里是后学不能避过的，但一流的学者还是要数孙玉石他们。他自己，更擅长做学术的组织工作。这显然是过谦了。

　　费老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读书期间就和同学们一起编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史称“55级文学史”，而后又亲历《中国文学史》从集体编写到专家学者主编的修订过程。到了“蓝皮文学史”之际，他和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并列为主编，可谓年少成名。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几十年里，作为老师，他诚恳待人，用心育人；作为学者，他在汉赋研究领域成就卓著，有《全汉赋》《全汉赋校注》等多种著作；作为曾经的中文系领导，他秉持初心，坚守学术传统正道。费老从来都是谦逊的，从不夸耀自己。

　　谈及社会现象，当我对百家讲坛的《论语》热表示反感时，费老说，这种现象反映了大众对知识的渴求，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大众接触到了传统文化，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是，对于《论语》的解读，是可以有多个角度的。谈及读书，费老说，纸质的书接触久了，会让人有灵气，有情感，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一样，所以他不爱上网——说到我心里去了。

　　有一次，我去费老家中拜访，他送给我他新出的书，签名有点歪歪扭扭的，是左手签的。因为生病，右手行动不便，他就用左手一页一页地给我翻出了未删节版的文稿，郑重地交给我。站在书架旁，他指着一大摞书告诉我，什么时候想看，就过来拿。

　　费老夫妇是高中同学，两人相识、相伴几十年。冯老师年轻时聪明灵秀，追求者很多，但是她偏偏选择了不善言辞的费老。聊天的时候我说，冯老师，为什么不把您的爱情故事写出来呢？一定很有趣、很感人吧！她笑着说：“我绝不会把我的爱情公之于众的。”我身边不乏各种爱情故事的浪漫上演，可是，最美的正是那些我们看不见的。安安静静地爱一个人，不为世界知晓，也不愿世界知晓，藏在心底，自己知道，对方也知道，并且珍惜，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冯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每每让我自叹弗如。她常会问我一些小问题，比如怎么用博客、用微博、用微信之类的。有时候为防止遗忘，她还把我讲的一一记在本子上。其间，她不断地表示惊讶，说我懂好多，并向我表示感谢。

　　和冯老师熟悉了以后，我和她便常常谈心。小到外出旅游见闻，大到人生观、价值观等的困惑，还有感情上的小波澜也会和她分享。每次，冯老师都会给我耐心温和的建议。有一阵因为家事，我常常做噩梦，心中忧虑不安，跟冯老师讲了后，她回复我好长一段话。她说：“难为你了！我心也不安，对你也牵挂。对于梦境一向有‘顺’‘逆’两种相反解读，或曰好梦即好兆，噩梦即噩兆；或反之：好梦即噩兆，噩梦即好兆。我不懂所谓解梦。我也不相信任何‘解梦’‘占卜’‘占梦’之说，如同我不相信‘算卦’‘算命’……我的态度是，不必太看重梦见了什么，梦见什么都无关宏旨，不必在意，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能让梦境干扰自己甚至是折磨自己；尽快地摆脱、消除夜梦带来的不适和精神负担。大度一些，超脱一些。愿你生活得愉快，学习也愉快，添加一些文体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你以为然否？”这番话温暖又体贴，让当时情绪困顿的我感动不已。

　　平常，冯老师一直笑说费老老实，性格温和，是个好人。费老的确是个好人。从校园里的保安，到校园外的书店小老板，都是他的朋友。读博时，有一次，我接到冯老师的电话，跟我说他们的一个保安朋友想考研究生，希望我能给予一些指点，然后给了我那个保安的电话。原来，那个小伙子要考古典文献学方向的研究生，他和费老也是在校园中偶然认识的。还有一次，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北大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请我帮忙考试期间带他到食堂吃饭。聊天中得知，他也和费老相识，原来费老退休后远赴广西任教，经常关照校门口他家的小书店，并鼓励他进一步读书求学。

　　费老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后，赴广西大学梧州分校（梧州学院前身）任教，和从事中文教学的几位老师一起为该校创建了中文系。费老早就注意到我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在梧州学院的教学生活让他对此感受更深。他充分利用各种渠道为学生们争取尽可能多的教育资源，把几十年的藏书无偿捐给了梧州学院，还邀请他的老朋友谢冕、侯学超、黄修己教授给学生授课或做讲座。

　　为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和学业状况，费老经常邀请各个班级的学生代表一起到家里座谈，鼓励他们：“个人无法改变客观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要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我们不可以随波逐流，不可以同流合污，不可以趋炎附势。我们要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可懈怠，要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以期更好地服务社会，回报亲人。”

　　费老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赢得了学子们真心的爱戴。后来的北大学子们，虽然没有机会亲聆费老讲课，但依然敬重费老，就像初入校园的我一样。有一次，我陪费老夫妇去系里取邮件，在五院遇到一个小伙子，很年轻。他远远地看见费老，就鞠躬致意：“费老好！”费老笑着问：“你认识我？”小伙子说：“当然啊，我们都知道费老！”

　　近几年，费老身体欠佳，常年在东北老家休养。2018年，北大120周年校庆期间，费老回京。那天，我带着已经五岁的孩子，陪费老夫妇一起在校园散步。行至西校门银杏树前时，发现有人偷拍我们。一问，原来是位摄影师，他说他很敬佩费老，看见白发苍苍的冯老师和活泼天真的孩子一起散步的画面，他觉得特别美好，忍不住就端起了相机。得知缘由后，费老笑着说，没关系，谢谢你给我们拍摄“全家福”。他特意叮嘱我留下摄影师的电话，让他回头把照片发给我们——因缘际会，我和这位摄影师如今也成了朋友。感谢他为我们留下最美好的一刻。

　　和费老夫妇认识十余年，他们既是我的先生，也是长辈，对我这个普通的学生和后辈，既给予了精神上的鼓舞，又给予了生活上的关心。一年年地，我成长了，成熟了，而他们也慢慢老了。前几日给冯老师打电话，冯老师感慨道，不知什么时候能见面，我听了心中很是伤感。因为疫情，短期内很难去东北看望他们了。在此，遥遥地祝愿，祝愿敬爱的两位先生平安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