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中法文化和文论就在多层次、多方面深入地开展了交流和对话，特别是20世纪法国文论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萨特和波伏娃的存在主义文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诗学、福柯的生命政治文论等被大量译介和研究，成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重要借鉴。同时，中国文化、中国文论也是现代法国文论特别是左翼文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中国问题也已内化为法国文论运思的参照系之一。

　　阐释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

　　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对老一代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中，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为欧美左翼文论的重要理论资源。

　　英国学者莱恩在《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一章中介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解放区文艺等，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成果。1936年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革命的浓厚兴趣。1954年毛泽东的《矛盾论》等著作被翻译为德文和法文，立刻引起布莱希特的高度关注。布莱希特是德国著名的左翼戏剧家，他对辩证法的理解深刻影响了他的戏剧观念，促进了其戏剧创作从“史诗剧”向“辩证剧”的转变。

　　1955年，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中国，并参加国庆大典。中国之行对萨特和波伏娃意义重大，使他们实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更促使他们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萨特随即发表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波伏娃发表了《长征：中国纪行》。他们认为新中国正在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文化普及、文字改革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不断提升着人民大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萨特、波伏娃、罗兰·巴特、克里斯蒂娃等人的中国之行及其相关著作的发表，《矛盾论》等著作在法国的出版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阐释，对法国左翼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

　　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二战之后，法国等欧美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工人生活和社会福利得以改善，社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新型的白领工人、管理阶层、有知识的学生等普遍感受到一种社会压抑和规训宰制。作为积极分子的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雅克·米勒等都是阿尔都塞的学生，深受来自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哲学和美学思考。

　　1962年，阿尔都塞发表了《矛盾与多元决定论》《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等）》等文章，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的理论开创了一条不同于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路。同时，阿尔都塞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矛盾论，提出其多元决定论的辩证法思想。这一点被当代左翼美学家巴迪欧所继承和发展。1978年，巴迪欧看到了张世英的《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法文版，并为之写了两篇序言，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依然是矛盾，指出“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考大写的一就是思考对立统一，即将运动视为二分”（蓝江《不平衡矛盾与一分为二》）。巴迪欧在《矛盾理论》《主体理论》等著作中认为矛盾是不断发展、一分为二的，在统一中分为二甚至是多。2007年，齐泽克把《矛盾论》和《实践论》合并由Verso出版社出版，并写了长篇导言。2011年，Positions杂志发表了齐泽克与刘康、张颐武、杨慧林等就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国文艺等展开论辩的多篇文章。齐泽克高度评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普遍性”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他认为矛盾观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贡献，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领域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著名论断。巴迪欧和齐泽克等试图通过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美学来开辟新的政治思想空间，同时也间接地塑造了他们的美学和文艺理论。

　　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意识形态理论也深刻影响了欧美左翼文论，巴里巴尔、齐泽克等左翼文论家据此发展了自己的文艺意识形态论。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意识形态理论被引介到法国后，对法国的文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60年，《毛泽东论文艺》在欧美出版，雷蒙·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论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阿尔都塞吸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文艺思想的成分，不仅提出意识形态主体认同理论，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文艺意识形态思想。1974年，巴里巴尔和马舍雷合作完成《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齐泽克在《意识形态崇高客体》《幻象的瘟疫》中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幻象存在，文艺有意识形态的幻象功能。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非常重视用文艺的手段来唤醒劳动大众的阶级意识，用识字和自修教育来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知识水平，用工人阶级文艺来锻造无产阶级战士。事实证明，劳工神圣、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劳工崇高、劳动光荣、群众路线等思想通过著作译介和阐释，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法国左翼运动。朗西埃在工人群众中找到了新型的革命主体，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真正的政治在于揭示和解放普通劳工的感性和感知不平等。

　　朗西埃的平等政治诉求也在文艺和美学上体现出来，这就是文学政治论和审美政治论。他在《文学的政治》中指出，文学的政治不是政治家的文学，不是文学家的政治，也不是文学作品中直接图解政治政策，而是文学文本的内容展现了与当时政治等级同质化、同构化的感性想象。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体系中，悲剧展现的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中没有普通民众的地位，也不给他们以展示声音的舞台。朗西埃的这一戏剧平等观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毛泽东戏剧革命观点的当代回响。

　　文艺是活的文化，文艺理论建构是文化自信的有机部分，文化建设是中国和世界交流与互鉴的重要领域。百年来中国不断引介的西方美学和文论，成为我们建构中国文论的重要参照。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和文论在西方世界逐步得到接受、理解和阐释，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资源、中国文论、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成为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左翼文论和美学建构的重要智识支持。在法国左翼文论中，“我们”经历了理论的旅行和思想的折射，显然已经不是我们自己眼中的文论了。左翼文论中的中国文论话语，无疑也会反过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