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是我国历史上不断衍化而形成的特定的人文地理概念。当然，这里所说的“江南”是狭义的江南，是与“大江南”或“泛江南”相对应的“小江南”。它特指长江下游的南岸地区，即指以吴越文化和金陵文化为核心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等“八府”。

　　古往今来，诗情画意的江南一直是朝鲜半岛的文人们心驰神往的地理空间。他们通过文学、绘画、书法、音乐、雕刻及建筑等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对大美江南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文化大包装”，并绘制出了从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僧郎到20世纪初金泽荣为止的横跨1500余年历史时空的 “江南赏游图”。

　　从求法到流亡

　　体验原本就是一种亲身经历、实地领会的生命历程。古代朝鲜文人的江南体验既有这种赋予诸多实践和经验积累的直接式体验，也有因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或作用而产生的非现实性的间接式体验。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多样的体验类型。

　　1.求法巡礼型。佛教是中朝古代文化交流中的重点之一。从南朝的梁陈开始到南宋为止，以僧郎、觉德、玄光、明观、圆光、谛观及义天为代表的朝鲜半岛的名僧们借助官方或者商贾的船舶南渡来华，并在江南地区寻师拜佛、求经弘法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韩国学界称其为“求法僧”或“留学僧”。

　　2.留学出仕型，又名“射策游宦型”。李圭景在《东人参中国榜眼辩证说》中说，朝鲜半岛的学子们参加我国的科举从唐穆宗长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初的洪武帝时期。李裕元的《林下笔记》详细记录了33位称名道姓的及第者。其中，既在我国奉敕为官，又与江南有密切关联的进士有新罗的崔致远、高丽的康戬和金涛三人。

　　3.拜谒游历型。高丽文臣李齐贤和权汉功曾辅佐忠宣王王璋从元大都出发，经江南地区到普陀山焚香远游。元末江浙行省左丞相别儿怯不花（韩国称“别哥不花”）十分崇信廉悌信，遂荐以元顺帝，廉悌信以元朝翊正司丞的身份奉使治所杭州路。别哥丞相也曾力邀身在元大都的郑誧游历杭州，为此李榖专门作《送郑仲孚游杭州谒丞相五首》为其饯行。

　　4.出使交游型。它是东亚封建社会中的宗藩关系与朝贡体制下的重要产物。朝鲜半岛的江南出使或途径主要集中在东晋、南朝、北宋中后期、南宋及明初五个历史阶段。东晋是朝鲜半岛面向江南的使节外交的形成期，而南朝是发展期。两宋则是利用“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明州港而开展使节外交与使节文学书写的成熟期，而明初是高峰期，是涉及人物与作品数量最多的黄金时期。此外，还有使节外交的“节外生枝版”，即以金九容为代表的禁锢流放型，但这个类型唯独在洪武帝时期最为突出。

　　5.漂海登陆型，或称“漂流上岸型”。漂流是古代中朝日三国之间发生的常态化现象。以朝鲜朝为例，漂流至浙江台州的崔溥、漂海至福建漳州的鲁认、漂流至台湾澎湖的李邦翼、漂流至浙江舟山的崔斗灿的事迹最具传奇色彩。他们后经江南地区，利用运河或陆路北上，最终得以顺利还国。崔溥的《漂海录》、鲁认的《锦溪日记》、李邦翼的《漂海歌》和崔斗灿的《乘槎录》是享誉朝鲜半岛的四大“朝鲜人中国漂流记”。

　　6.卧游江南型，亦称“梦游江南型”。如同苏轼和吕祖谦所撰的《卧游录》，它属于典型的间接式体验。梅新林与俞樟华曾说，“游”本身具有神与物游的超越意义，哲学中也有静观体道的理论，而且“游”还能引申出目游、神游、卧游、梦游等非现实的精神之游。古代朝鲜文人们利用丰富的想象力，卧游我国的江南大地，可谓写景状物曲尽其妙，抒情言志真挚可信。“一顶乌纱慵不整，醉眠花坞梦江南。”郑知常的诗句生动地表达了古代朝鲜文人群体对我国江南的无限向往与憧憬。

　　7.流亡忧国型。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后，金泽荣被迫流亡到江苏南通。他曾拜访过寓居苏州的清末硕儒俞樾，后者欣然为其撰《韶濩堂集序》。“满船明月凭虚梦，卧向江南第一州”（《晚乘小轮船向苏州》）就是作者从上海始发到苏州时吟咏的诗作。金泽荣在南京、镇江、常州、杭州等江南城市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从范围定义到文学意义

　　古代朝鲜文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文学书写肇始于公元9世纪中叶的崔致远，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的金泽荣为止，足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崔致远在江南的文学书写活动，以及所取得的耀人眼目的成就，也为古代朝鲜文人雅士们起到了很好的典范作用。

　　古代朝鲜文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文学书写之文体以诗歌、散文（包括日记）、传记和小说为主，深刻地表达了从事大至诚到文明崇拜、从爱国情感到文化自信、从安邦定国到和平共处、从长治久安到富国利民、从自然咏物到历史咏怀、从思乡念亲到人生感悟的极其丰赡的思想内涵。他们通过富有创造力的文学想象与带有时代责任感的自觉意识，对我国江南进行了意象化、理想化甚至政治化的文学塑造，实现了以文化认同为内核的审美和精神意义上的高度升华。

　　古代朝鲜文人都具备厚重的汉学根基，加之中朝两国文化相通、旨趣相近，使两国文化名人之间以“江南笔谈”为主要形式的多层次的交流变成了可能，最终产生了以文学、文化、学术乃至儒学为本体的情感上的强烈共鸣。从皇帝到尚书、从状元到探花、从名儒到文僧，无不为古代朝鲜文人的江南体验文学书写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往复纪行万里路，人文江南万卷书。可以说，兼容并蓄的江南文化与文脉极大地提高和激发了古代朝鲜文人的诗性审美与创作灵感。以义天、李齐贤、权近、崔溥为代表的佛教文学、纪行文学、使节文学及漂流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而且《桂圆笔耕集》《韶濩堂集》等代表性文集也应运而生。因此就有了李齐贤在江南的“兰舟晩发白云楼，遥指江南第一州”（《舟中和一斋权宰相》）的无比激越，又有了金九容在南京的“人物车书唐汉宋，衣冠礼乐夏殷周”（《上汪丞相》）的万分称羡。继而许熏和赵兢燮也在朝鲜半岛发出了“东方生之十洲记，徐霞客之纪行书”（《乘槎录序》）与“中州桂苑诵崔仙，千载重传韶濩编”（《挽金沧江》）的热情颂赞。

　　古代朝鲜文人犹如醍醐灌顶的江南体验与文学书写好比共飨江南文化的“饕餮盛宴”，给自视“匏系守瓮”（许筠）的古代朝鲜文人群体带来了心灵上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在16世纪至18世纪的朝鲜半岛内掀起了“全民性”的“江南热”，从而大力推动了朝鲜半岛文化艺术的创新与蓬勃发展。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丰富小说的故事题材，拓展小说的时空观念。比如以《崔陟传》《金山寺梦游录》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家门小说、言情小说等各类小说大多以江南为中心舞台；第二，开创以“江南春”为诗题的和韵诗、次韵诗与仿效体诗歌的繁荣局面；第三，刻意模仿以明代苏州画家杜冀龙为代表的系列山水画，开拓朝鲜半岛《江南春图》《西湖图》的序跋、画风和意境美。

　　古代朝鲜文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文学是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鲜半岛域外文学的延伸和发展。它与巨幅呈现我国北方文化的纪行文学“燕行录”遥相呼应，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的艺术宝库。古代朝鲜文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文学也是东亚范围内全方位、多元化地考察“中国行纪”（张伯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为丝路文化与东亚跨界文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海洋文学研究，乃至为“丝路文化视域下的东方文学与东方文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黎跃进）提供有益的补充和理论依据。古代朝鲜文人在我国的江南地区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文学书写活动，而且与江南当地的文化名人桴鼓相应，共同绣制出了异彩纷呈的“江南文学景观图”。中朝两国文人在江南的文学书写，如同张祜、许浑和崔致远的“润州慈和寺诗”一样，为江南诸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注入了更加新鲜的“血液”，为其赋予了跨越国界的文学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韩国文化名人的中国江南体验文学创作研究——从孤云崔致远到沧江金泽荣”（20YJA75201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