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更加便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此同时，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网络安全、跨国犯罪等问题仍未得到全面遏制。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让人类再次感受到了世界的极大不确定性。这些问题都给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带来了严峻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国际社会需要摒除偏见，加强联系和沟通，探索人类面临的各种新课题，寻找解决方案，形成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价值观和理念。

　　审视世界大势中的对外传播

　　目前中美贸易争端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压力。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加强，扩延了“中国威胁论”。为了化解有关偏见和误读，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对外传播理念，强化对外传播的“增信释疑”功能，尽全力排除不利因素，变被动为主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世界大势的总趋向是合作和交流，而随着世界流动进程加剧，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将我们带入全球传播时代，新的变化需要新的对外传播思路。中国要努力构建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正向效应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体系，突破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传统定位，延展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的外延和内涵；要结合时代特点、国情地貌，多维度、多层次地看待问题；还要重视新媒体的传播力量，强调全方位、立体化、宽领域、多层次的交往和沟通，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传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尊敬和信赖。

　　依靠多维力量全面展示中国

　　路径依赖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或做了选择，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惯性的力量会使相关选择不断自我强化。而在社交媒体扮演信息传递重要角色的今天，一旦在对外传播领域形成对某一路径的依赖，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传播效果。网络传播时代，摆脱在国际传播方面的“路径依赖”，寻求多层级的传播，会更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中国。

　　回顾历史上的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很好地实现了预期的传播效果，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美食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2018年获得YouTube银牌奖，粉丝数破百万，被国外网友称为“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其作品在Facebook也获得了数百万的浏览量。山东的阿木爷爷利用榫卯结构技术做木工的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量已经超过2亿，订阅人数也达到了117万，而一个造木拱桥的视频收获了4200多万的观看量。这些普通人通过网络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其无声胜有声的传播效果，创造了对外文化传播的奇迹。所以，激发多维立体的对外传播，才会让世界更加立体、全面地认识中国和了解中国，从而消除误解，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企业、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交流非常频繁。四川省医疗专家团队前往意大利参与抗疫工作，一个意大利女孩用漫画对中国的援助表示了感谢。这是全球性联防联控的写照，有关各方面共同应对疫情，成就了传播佳话。

　　近几年来，出境旅游、留学、务工的我国公民越来越多。2019年中国出境游人次达1.55亿，出国留学人数近71万。这些普通人也是中国的形象、文化、友谊大使，成为一个个流动的传播媒介。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与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的联系不断加深，许多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并形成了跨国合作网络。企业等商业行为体也深度参与全球合作与治理。半官方机构、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城市、基金、商会、研究机构、智库和个人等多样化的力量，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凭借其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将影响力嵌入到全球、地区、国家等多个层面，丰富了对外传播的形式和样态。

　　这些新变化和新趋势，要求我们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立体化的对外传播新格局，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利用多向模式重绘传播图谱

　　大变局时代，不仅需要在多向度、立体化的场景中把控国家间的交往和沟通，也需要各国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共同构建国际传播体系。比如“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沿线国家通力合作、互惠互利，携手共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为此，也需要对外传播实现从强调信息线性传递的模式，向强调文化、社会等因素的综合性立体传播模式转变；从宣传模式向强调“符码博弈”的传播模式转变；从强调经济和政治的二元传播模式，向强调经济、政治、文化、信息交流并重的多元传播模式转变。由此形成基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立体化对外传播模式和情境式对外传播模式，减少由于传播策略不当造成的文化误读和传播障碍。从覆盖全世界的视角出发，在动态过程框架下思考并化解沟通障碍和隔阂。

　　对话并完成信息释疑是传播学的终极追求。这就需要搭建会展、城市、媒体、旅游、民间文化交流等互动平台和渠道，在多个维度上加强信息沟通和对话。应注重政府和民间交流的平衡，合理利用民间资源，利用民间组织的活动，与国外民众进行深度互动。完善民间社会话语交流体系，促成官方传播的民间化转向，重视民间信息交流在对外传播中的作用。

　　要特别注重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在对外传播方式上的影响，激活社交媒体的联结功能，关注各国社交媒体中的舆论领袖、民间社团负责人等，与他们加强联系和沟通。把误解和争议化解在对话当中，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影响力及其在对话中的作用，消除因意识形态或文化因素造成的信息误读和观念隔阂，推动对外传播多元化、网络化发展。

　　为了以城市为平台和媒介，扩展和深化对于媒介和传播的认识，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城市组织、传播平台，利用文化交流、体育赛事、国际会议等，积极尝试推动与其他国际化城市建立多边网络化联系，加强城市在世界科技合作、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从而达到对外传播的正向效应。

　　此外，还需要注意评估跨境媒体合作的作用机制，重视跨境媒体的信息汇聚作用，尽力弥合跨境媒介不同步所造成的信息差异。扩大中文传媒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强化信息传播的在地化策略。

　　当然，对外传播还要摒弃盲目自大的心理，本着“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传播理念，既向外部世界介绍自己，又不引起反感，真正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传播效果。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